火车轮子压过铁轨，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我靠在车窗边，把背包放在腿上。手伸进包里，拿出一张信纸和一支铅笔。铅笔上有牙印，是我咬的。
我低头写：亲爱的家人。
写完这四个字，我停了很久。外面很黑，山影从玻璃上滑过去。我把信纸翻来翻去，最后只写了两个字：
活着。
这两个字写得很重，墨迹有点晕开。我盯着那团黑，一动不动。
对面铺位有动静。赵铁柱把拐杖靠在床边，身子探过来。他伸长脖子，眯着眼看我手里的信。
“就写这两个字？”他问。
我点点头。
他看了会儿，说：“这墨水怎么化了？”
我没说话。
他声音低了些：“你哭了？”
我抬手擦脸，指尖湿了。我说：“不是墨水，是眼泪。比墨水咸。”
赵铁柱没再说话。他慢慢坐回去，动作慢，左腿不方便。他靠着车厢壁，抬头看车顶的灯。
车厢里很安静，只有车轮声和灯管的嗡嗡声。我折好信纸，塞进内衣口袋。那里贴着胸口，原来放照片的地方。现在空着，正好放这张纸。
我把铅笔摘下来，夹在耳朵后面。
火车进了山洞。外面的黑暗一下子涌进来。灯还亮着，但光线像被吸走了。车厢变暗，人脸都看不清。
赵铁柱没动。我也坐着，手放在膝盖上。
黑暗中，我说：“兄弟们，姐，下一站，我带你们看看，咱们守住的祖国。”
说完我自己也愣了一下。这话不是为了回答谁，就是心里冒出来的。
赵铁柱没应。我没回头，但我感觉他没睡。他的呼吸没变，还在看窗外。
灯光又亮起来时，火车还在隧道里。光从头顶照下来，落在对面铺位上。赵铁柱的手搭在拐杖上，手指粗，有很多茧。那只手不动。
我转回窗边。山洞快到头了，远处有一点光，在轨道尽头晃。
光越来越大。火车冲出山洞，月亮出来了。银白色的月光照进车厢，落在我左耳上。那道疤有点发烫。
我闭了下眼。
再睁开时，我看向窗外。远处有田野，有小路，有树，有矮房子。没有火光，没有炮声。屋里有灯，有人可能在吃饭，也可能在聊天。
我伸手按住胸口。文件在那儿，勋章也在。还有一封没寄出去的信。
赵铁柱咳了一声。他掏出一块手帕擦嘴，又塞回去。他看着我，嘴角动了动，想笑，但没笑出来。
“你还记得王大柱教我们用尿浇枪管的事吗？”他忽然问。
我点头。
“他说尿是热兵器。”我说。
赵铁柱哼了一声，这次笑了。“那家伙，讲笑话自己先笑岔气。”
我说：“他女儿的照片，我还留着。”
他不笑了，只点头。“该给她写信。”
“写了。”我说，“三个字——活着。跟他一样。”
他又点头，靠回墙上。眼睛还睁着，看着窗外的夜色。
我没有再拿信纸。我知道写不完。很多话，都不如这一路走得踏实。车轮声一直响，带着我们往北走。
昆明还没到，但我知道方向没错。
我摸了摸耳朵上的疤。它还在，疼得不多，多数时候只是沉，像压了一块铁。
赵铁柱忽然说：“小兰最后一次给我换药，把绷带叠成了小船。”
我没说话。
“她说，打完了要去坐船看海。”他声音低了，“她没看过海。”
我说：“我会去。”
他转头看我。
“我去。”我说，“替她看。”
他看了我几秒，然后移开视线。手握紧拐杖，指节发白，一会儿又松开了。
窗外，星星多了。一条淡白的光带横着天空，从这边到那边。我小时候在城里没见过。后来加班那年，站在楼顶也看不见。
“这是银河。”我说。
赵铁柱抬头看了看。“原来这就是啊。”
我们都没说话。
火车穿过树林，树枝扫过车窗，沙沙响。接着是一段平地，田埂直直的，水渠映着月光，闪着微光。
我看见远处有个小站，灯亮着，牌子上写着“安宁”。没人下车，车也没停。我们继续往前。
赵铁柱闭了下眼，又睁开。他没睡，只是闭了一下。
我说：“等到了昆明，我想先洗个澡。”
他嗯了一声。
“然后去理个发。”
“你头发是该剪了。”他说。
“你也是。”
他摸了摸头，笑了。这次笑得久了一点。
车轮声一直响。我靠着窗，肩膀慢慢放松。背包还在腿上，我的手一直没离开。
我听见自己说：“下次回来，我要教王秀兰写‘陈默’。”
赵铁柱没应，但我看得出他在听。
火车进了下一个山洞。灯灭了，车厢黑了。
我在黑暗中说：“你们都听着，别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