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笔灰落在教案本上，像一层薄霜。我合上本子，把钢笔放进口袋。阳光照进走廊，军装肩章闪了一下。
我走出教学楼，上了吉普车。司机没说话，车子开过北京的街道，最后停在一栋灰色房子前。门口牌子写着“抗美援朝战争陈列馆”。
我下车走进去。脚步声在大厅里回响。走道尽头有一座铜像，站得笔直，手里拿着枪，左边耳朵没有了。
那是我。
铜像的脸看起来很坚定，眼睛望着前方。可我记得那天不是这样。子弹打来时，我蹲在地上，耳朵一下子炸开了，血顺着脖子流下来。我想喊，但不敢出声，怕敌人发现。我用布死死按住伤口，布很快冻硬了。
我没有倒下。因为王大柱在我前面，他已经死了，但我不能丢下他。
现在这尊铜像不会疼，也不会冷。它站着，像个符号。
一群孩子跑了进来，穿着蓝白校服，戴着红领巾。他们围在铜像前，抬头看。
“老师！他少了一只耳朵！”一个男孩指着喊。
老师走过来蹲下：“小朋友们，那是志愿军叔叔的伤，也是他的勋章。”
孩子们安静了。有人歪着头，好像听不懂“勋章”是什么。
我站在原地。他们看不见我，只看着雕像。
一个女孩小声问：“那他疼不疼？”
老师轻声说：“一定很疼。但他们坚持下来了。”
我往前走，脚步声响起。孩子们听见了，都转过头。
他们愣住了。
老师也抬头看我，忽然睁大眼睛：“您是……陈默同志？”
我没说话，抬起右手，敬了个礼。
孩子们立刻站直，有的跟着举手，动作不标准，但很认真。
我说：“小朋友们，要记住，耳朵能冻掉，但心不能冷。”
一个瘦小的男孩举手：“叔叔，那你怕不怕？”
“怕。”我说，“我们都怕。怕死，怕见不到家人，怕战友牺牲。但我们更怕的是，没人守住身后的土地。”
“那你们吃什么？”另一个孩子问。
“雪。”我说，“饿了就啃皮带，煮鞋底。有一次缴获一袋冻土豆，全班传着吃，每人咬一口。”
孩子们瞪大眼睛。有个小女孩低头看了看自己的书包，里面装着午饭。
“那你们为什么不回家？”男孩又问。
“因为我们知道，”我说，“只要我们后退一步，敌人就会再进一步。我们守在那里，你们今天才能站在这里说话。”
老师拉了拉孩子的袖子：“别问太多了，叔叔累了。”
我摇头：“不累。”
我看了一眼铜像。它太安静了。我不记得自己那么安静过。我记得赵铁柱肠子流出来还压着我，记得王大柱用身体盖住我，背上全是血泡，记得李二狗死前把家书塞给我，纸上都是泪痕。
这些都没刻上去。
但也许不用刻。
刚才那个男孩忽然解开红领巾，递给老师：“老师，我能放上去吗？”
老师接过，点点头。
她走到铜像前，踮起脚，把红领巾系在枪管上。风吹进来，红布轻轻飘动。
我看着那抹红色，没说话。
这孩子不懂零下四十度多冷，也不懂七天六夜趴在雪地里不动多难。他只知道上学要戴红领巾，要做操，要唱队歌。
但他做了这件事。
这就够了。
我最后看了一眼铜像，转身走向门口。
外面阳光很强，照在脸上发烫。台阶下是广场，人来人往。远处有广播放音乐，听不清是什么歌。
我走下台阶，脚步平稳。路过宣传栏，上面贴着征兵海报。照片里的年轻人笑着，握着枪。
我停下，从胸口掏出一封信。是王秀兰前几天寄来的。信纸皱了，边角也磨破了。她在信里说，她在哈尔滨教护士包扎，学生们总问起“那个用绷带折小船的人”。
我没回过信。
但现在我想写一句。
我拿出钢笔，翻开信纸，写下第一行字：
“今天，我见到了我自己。”
刚写完，身后传来脚步声。我回头，是刚才那个小男孩。他跑得喘气，手里拿着铅笔和一张纸。
他站在我面前，仰头看我：“叔叔，能……能给我签个名吗？”
我接过纸，是练习本撕下来的，上面画着一把枪，还有一个戴军帽的小人。
我拧开钢笔，在空白处写下名字。
他接过纸，认真叠好，放进书包。然后站直，举起右手，敬了个歪歪扭扭的礼。
我也抬手还礼。
他笑了，转身跑回队伍。
老师朝我点头。孩子们排好队，准备离开。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们走远。
阳光照在肩上，左边耳朵的疤开始发痒。我抬手摸了摸，那里没有肉，只有一道凹下去的痕迹。
我收回手，把信塞回胸口。
广场对面有公交车驶过，车窗映出我的影子。我穿着灰布衣，不像英雄，也不像战士。
但我知道我是谁。
我迈步向前，走进人群。
一辆自行车从身边骑过，铃铛响了一声。
我抬头看天，天空很蓝，没有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