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整晚都没睡，腿先是发麻，后来开始疼，现在膝盖像被什么东西拧着。
后面传来脚步声，很轻，在雪地上几乎听不见。是巡逻兵的胶底鞋，但走得很稳，不急也不慌。我没回头。
“陈默。”是通讯员的声音，压得很低，“东沟桥洞那边，前哨有消息回来了。”
我转过身。他站在我面前，帽子下面的脸冻得发青，手里紧紧抓着一张纸条，边角都湿了。
“不是密码本上的格式，”他把纸条递给我，“是老李留的记号，红角折了两下——代表紧急。”
我接过纸条，打开。上面是铅笔写的字，写得很急，有些地方用力太大，差点把纸划破：“敌人在集结，兵力翻了一倍，有三组重炮，六辆装甲车，目标不清楚。时间没定，但他们动作频繁，像是在等时机。口信是：‘他们要动真格了，不是试探。’”
下面没有名字，也没有盖章。但我知道是谁传出来的。两天前他还活着，现在……可能已经不在了。
我把纸条攥紧，手指用力到发白。脑子里还在想那台改装装置的波形图，齿轮的间隙、扫描的频率——那东西一次实弹都没打过，连能不能响都不知道。可这张纸告诉我：敌人不会等我们修好枪，就要打过来了。
“还有谁知道？”我问。
“只有我。”他答，“接报的战士当场烧了原件，这是我抄的。老李说，不能告诉别人。”
我点点头。老李明白。这种消息要是传开，仗还没打，人心就乱了。尤其是现在——科研组连续熬了三天两夜，试射失败九次，第十次才撑了三十秒。大家都累了，弹药刚转移，新的哨位还不熟。这时候听说“敌人要总攻”，谁都扛不住。
但我不能什么都不做。
“你去工棚找小赵，”我说，“让他把铁盒里的资料全部封存，只留一份备份。原盒让他亲自送到北坡防炮洞，锁进二层铁柜。钥匙归我。”
他应了一声，转身要走。
“等等，”我叫住他，“别走大路。绕后山，贴着崖壁走。如果听到枪声，立刻趴下，等满三分钟再动。”
他重重点头，快步走进雪里。
我站在原地没动。脚边的铁盒锈住了，扣子打不开。里面是我们拼了一夜的结果。但现在这已经不只是技术问题了，而是生死问题——敌人都开始调炮了，我们的武器连响不响都不知道。
我掏出枪，退下弹匣。子弹一颗不少，又咔嚓一声推回去。动作有点慢，手不太听使唤。不是怕，是真的太累了。身体早就撑不住了，可事情一件接一件，没人能替我扛。
远处传来铲雪的声音，有人在清理通往训练场的路。炊事班的灯亮了，烟囱冒烟。营地正在醒来，但没人知道，天快塌了。
我弯腰拎起铁盒，往指挥所走。
路上遇到两个巡逻兵，朝我敬礼。我点点头，没说话。他们看出不对，也没多问。在这儿待久了的人都懂：有时候，沉默比命令更重。
指挥所是个半埋在地下的防炮洞，门口挂着厚棉帘。掀帘进去，油灯刚点上，火苗晃来晃去。墙上钉着地图，红蓝线交错，最新的标记还停在三天前。桌上堆着记录本、铅笔头、空药瓶。角落有个热水壶，水早就凉了。
我把铁盒放下，拉开抽屉拿出几张空白通报纸。飞快写了几个字：
“新型武器测试暂停。所有科研人员保留核心数据，其余工作移交二组。即日起进入战备状态，非必要不离工棚。饮食由专人配送。”
写完对折，用铁夹子夹好，放在桌角最显眼的地方。
又撕下一张纸，写下三个名字：周虎、吴小六、老李。画了个圈，写上“紧急会议”。时间写“两小时后”，地点“北坡旧观察哨”。
但现在还不能召集他们——消息必须再确认一次。
我从怀里拿出怀表。表停了，齿轮拆了，玻璃裂了一道缝。我打开后盖，看了几秒空掉的内芯，又合上。它陪我经历过二十多场战斗，现在终于走不动了。
可我还得继续走。
我把纸条塞进衣服内袋，贴胸口放好。然后紧了紧腰带，系好枪套，把大衣扣子一直扣到脖子。出门时，顺手拎上了铁盒。
北坡旧观察哨离这儿八百米，爬坡要二十分钟。我走得不快，不是为了省力，是在想事情——敌人为什么选现在？之前三次都是小股侦察，最多一个排。这次突然兵力翻倍，连重炮和装甲车都来了，说明不是临时决定。他们早就在准备，只是我们没发现。
而且，他们一定知道我们在改武器。不然不会卡在这个时候压过来。他们不怕我们有新东西，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能在我们完成之前，就把我们全灭了。
真狠。
走到半山腰，风又起来了。没下雪，但空气冷得刺脸。前面哨位有盏小灯，藏在石头缝里，不仔细看根本看不见。
我停下，从铁盒里抽出一张草图——是昨晚画的第三版，标了试验场周围五个可能的伏击点。看了两分钟，我把它撕成四片，扔进风里。
不该留的，一点都不能留。
再往上，碰到换岗的哨兵。他认出我，立刻立正。
“上面有人吗？”我问。
“周副队长半小时前上去了，说您在找他。”
我嗯了一声，继续往上爬。掀开观察哨的帘子钻进去，周虎坐在角落擦枪。见我进来，他抬头。
“出事了？”他问。
我没说话，把纸条递过去。
他看完，脸色变了，一句话没说，把纸条凑到油灯上烧了。火卷上来，纸变黑、卷曲，最后变成灰落在铁盆里。
“多久了？”他问。
“一个多小时前，”我说，“来源可靠。”
他点头，放下枪。“要我做什么？”
“你现在下山，去工棚找老李，拿最新的敌情汇总。再去弹药库，查炸药和引信还有多少。再去北坡三号雷区，看埋设进度。回来时通知吴小六，让他把电台调到备用频道，随时待命。”
他站起来，披上大衣。“你不一起？”
“我得留下，”我说，“等下一个消息。”
他看了我一眼，没多问，走了。
我在油桶上坐下，手放在铁盒上。外面风越来越大。远处营地的灯光变得模糊。忽然想起昨天夜里，那台装置第一次稳定运行时，示波器上的波形跳了一下。它抖得很厉害，但它连上了——只要连上，就有希望。
可现在，敌人不给我们时间。
我闭上眼，脑子里全是数字：三十秒、零下三十度、0.8秒延迟、七米偏差……这些还不够快，不够准。但敌人不在乎我们有没有准备好。他们只关心什么时候动手最合适。
我睁开眼。油灯的火苗晃了一下。
我站起来，走到墙边，拿起铅笔在地图上画了个圈，圈住试验场、指挥所、北坡防线。然后重重写下四个字：
双线推进。
一边改武器，一边死守。
能撑多久，就撑多久。
我脱下大衣铺在地上，打开铁盒，把里面的图纸和记录本全倒出来。一页页翻，挑出最关键的三张，折好塞进衣服内袋。剩下的用油布包紧，放回盒底。
然后坐下，开始写。
写的不是作战计划，是预案。第一条：科研组立刻转入隐蔽作业，每天汇报两次。第二条：所有外出人员必须两人同行，路线随机。第三条：通讯加密升级，用新暗语。第四条：重新安排伤员转移路线，预备三个撤离点。
我一笔一划写得很慢。外面天快亮了，但云太厚，光透不进来。油灯烧了一半，火苗矮了。
写完，吹灭灯，把纸折好塞进胸前口袋。
就在这时，外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帘子被唰地掀开一条缝。
“陈默，”是周虎的声音，带着喘，“老李让我告诉你，他截到了一段新电波，信号不对劲……让你赶紧去看看。”
我站起来，把铁盒推到墙角，盖上油毡。
然后戴上帽子，系紧领口。
“走，”我说，“现在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