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缝底下塞着一张纸条，半截露在外面，边上还沾着雪。我弯腰捡起来，是半张军用信纸，字写得很乱，没有署名。上面只有一行字：
“东侧三里雪坡，有履带印，数量不少，朝主防线来了。”
我看了三遍。
手指捏得发白。这不是侦察组的报告格式，也不是老李的字迹。墨水糊了，可能是趴在地上写的。
我把纸条按在桌上，翻开昨晚的岗哨记录。北岗换哨记在第三页：00:45，后面签了个“刘”。前面几页的字我都认识，这个“刘”我不认得。写得歪歪扭扭，最后一竖拉得很长，像是左手写的。
我往前翻了三天，没人签过“刘”。
晚了七分钟。北岗地方偏，风大，换人慢一点也正常。可偏偏是今晚，又是敌人可能来的方向。
我合上本子，推开一边。
站起来时右腿膝盖响了一声。有点酸，但还能走。我走到墙边拿起步枪，拉栓上膛，两声清脆——没问题。
外面风停了，雪也停了。四周很安静。
推开门，冷风吹进来，煤油灯的火苗晃了一下。门口积了一层薄雪，一个脚印都没有。我把纸条折好，塞进内衣口袋，挨着笔记本。
踩下台阶，冻土发出“嘎吱”声。我顺着战壕往北岗走，每一步都踩实。路过通讯点，值班的小战士抬头看我，我点头，他没说话。
到了北岗换哨的地方，我蹲下扒开雪。脚印很多，新旧混在一起。我拨开浮雪，在沟沿下面摸到一道印子——不是鞋印，是履带压的，很深，至少六道并排。
我站起身，看向东边的雪坡。
三里外什么也看不见，黑乎乎的。但我清楚那里坡缓背风，适合藏车。我们没有坦克和装甲车，能压出这种痕迹的，只能是敌人。
我转身往回走，脚步越来越快。
回到指挥所，我抓起铅笔，在沙盘边画了个方框，标上“东三里”。又在记录本上的“刘”字外画了个圈。
不能再等了。
我扯下墙上的轮休表，“嘶啦”一声撕成两半，扔进火炉。火苗“呼”地烧起来，纸角马上变黑。
接着拿出本子，快速写下命令：
全连一级战备；所有轮休取消；岗哨时间缩短到二十分钟；流动哨加倍；防炮洞加两人；炸药库由二组直接管。
写完，吹灭灯，推门出去。
天还没亮，但最黑的时候过去了。我站在指挥所外的高台上，对通信员喊：“通知各组，十分钟后坡下空地集合！”
他答应一声跑远了。
我把手伸进棉衣，摸了摸怀表。玻璃面很凉，让人清醒。
不到十分钟，人陆陆续续来了。有的披着大衣，有的枪还挂在肩上，个个刚睡醒，眼神发懵。我没让他们列队，就围在空地站着。
我说：“敌人在三里外集结了，有装甲车，有重炮。我们最多还有六小时。”
大家一下子安静了。有人搓手，有人盯着我，表情变了。
我没大声喊，但每个字都很重：“我不是连长，也没正式指挥权。但我记得王大柱怎么用身体焐热枪栓，记得赵铁柱肠子流出来还把我往前推。他们拼命，不是为了让我们等死。”
一个年轻战士握紧枪托，手指关节发白。
我说：“现在别想能不能赢，只想怎么打。这条防线，谁都不能垮。垮一个，全崩。”
没人说话。
我挥手：“回去查装备、加固掩体、清点弹药。二组接北岗，三组去西口拉绊索。马上行动！”
大家散开时脚步急促。有人回头看我一眼，我没动。
我顺着战壕往前沿走，风还是冷，但气氛不一样了，像绷紧的绳子。
走到第一个机枪位，一个新兵蹲在那里，帽子没系好，耳朵冻得通红。我帮他拉紧帽带，说：“别抬头看天，盯住前面。子弹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他用力点头，手扶着枪管，没抖。
我又检查了三个哨位，问了火力布置和弹药情况。都按昨晚安排做了，没问题。
回到高地，我摘下手套，伸手进内袋。怀表和笔记本都在。我摸了摸本子的封面，没拿出来。
远处雪原一片死寂。没动静，没光，连鸟都没有。
我知道，那边有人在动——在算时间，等命令，准备突破我们的防线。
我深吸一口气，冷气扎进肺里。
然后大步走向前线指挥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