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照在雪地上，很刺眼。我刚修好最后一个新兵的枪，通讯员就从坡下跑上来。他踩着冻土，发出咔嚓声，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袋。
“陈默同志！”他喘着气，“师部命令，马上归队！”
训练场上的新兵都停下来看我。班长也看着我。我没说话，只点了点头。我把枪交给班长，转身往坡上走。右肩还在流血，每走一步都疼。通讯员跟在我后面，没再说话。
风变大了。雪打在脸上很疼。我摸了摸左耳，那里没感觉，风吹也不觉得冷。我想起周虎冲出去的样子，还有雷神趴在炸药包上的背影。他们都没回来。
通讯员递来一块干粮，我没接。他说：“师长点名要你去，说这任务只能你做。”
我没回答，走得更快了。
半小时后到了师部作战室。我推开门，屋里有炭火，热气扑脸。师长站在地图前，军大衣没脱，脸上那道疤在火光下很明显。他看见我，放下红铅笔。
“伤还没好？”他问。
“能动。”我说。
他没再多问。从抽屉拿出一个铁盒，取出一份文件。封面写着“绝密”，右上角有红色编号。
“上级命令。”他说，“你带队，去敌后炸掉美军的无线电指挥中心。”
我接过文件，手指有点僵。翻开第一页，看到任务地点在长津湖西边的山谷，那是敌人重兵防守的地方。三条路交汇，四周高地上都有哨兵。地图上画了红圈，写着“重点防御”。
师长走到我身边。“这不是普通任务。”他说，“是斩首行动。他们的指挥一乱，第十军就会瘫痪。我们才有机会推进。”
我看了一会儿地图。那个地方我去过两次，一次侦察，一次撤退。地形复杂，雪很深，晚上能到零下四十度。敌人设了三道防线，有红外线和巡逻狗。
“为什么是我？”我问。
“因为你活下来了。”师长说，“别人进去了出不来，你回来了。你知道怎么活下来。”
我没动。
他知道我在想谁。几秒后他又说：“周虎和雷神替你挡了子弹，现在轮到你为更多人拼一次。”
我低头看文件。第二页写了我能带的人：八个人的小队，由我指挥。装备有两支冲锋枪、四支步骑枪、两具火箭筒，还有一些炸药和导火索。补给不多，没有飞机支援，失败就是死。
“三天内交计划。”他说，“不能按常规打法。要快，要准，要安静。”
我合上文件。手心出汗了。这任务几乎不可能活着回来。但我不能拒绝。
“我接。”我说。
师长看了我一眼，转身去处理别的文件。炭火响了一声。外面风更大了，窗户晃动。我站在地图前，又打开文件。第三页是敌人情况。电台中心在半山腰的掩体里，墙厚八十厘米以上，门是双层防爆的。里面有备用电源和独立通讯。
我看得仔细。一点错都不能有。错了，整个小队都会死。
“你有七十二小时准备。”师长说，“人你自己选，今晚必须定下名单。”
我点头。手指摸着胸前的军功章。金属很凉。这不是荣耀，是责任。它压着我的心。
“美军已经开始行动。”师长说，“今天早上六点，他们加强了东线巡逻。说明他们在防我们。我们要赶在他们反应前动手。”
我记下这个时间。六点天刚亮，敌人最警觉。但如果这时候动手，反而可能让他们措手不及。
“怎么通信？”我问。
“给你一台野战电台，但功率小。”他说，“只能在固定时间联系炮兵观察所。其他时候靠手势和信号弹。”
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一旦断联，我们就孤立无援。没有救援，没有补给，连撤退都要自己找路。
我翻到最后一页。上面写了一句话：“任务成败，关乎全局。”
我闭上眼。耳边好像又听见下水道的水声，还有吴小六喊“信号恢复”的声音。他们拼命把我送出来，不是让我站在这里犹豫。
我睁开眼，对师长说：“我要一张最新的地形图，还要一份敌人换岗的时间表。”
他点头，从柜子里拿出一卷图纸。“晚上八点前送到你住处。”
我拿着文件往门口走。手碰到门把手时，他又说：“别想着一个人扛。你是指挥员，不是敢死队。”
我没回头。“我知道。”
走出作战室，雪下得更大了。风吹着雪花打在脸上。我拉紧棉衣领子，把文件塞进怀里。贴着胸口，能感觉到它的重量。
回到帐篷前，我停下。左手摸挎包，找到那块半化的压缩饼干。是刚才训练时剩下的。我拿出来，放在门口木箱上。这是规矩。完成任务的人，才能吃一口热饭。
帐篷帘子掀开一条缝，里面有光透出来。我站着没动。脑子里开始想怎么安排。八个人，两组火力，一组负责炸，一组掩护。路线要避开大路，走沟壑和废屋。时间选在凌晨两点到三点，那是敌人最松的时候。
我低头看自己的手。手指有冻疮，也有茧。这双手打过很多仗，也埋过很多战友。现在又要带新人进地狱。
我掀开帘子，进了帐篷。
桌上放着一支拆开的步骑枪。枪管很亮。旁边是一盒子弹，五发一排，整整齐齐。我坐下，拿起弹匣，开始装子弹。
第一颗子弹卡进去时，手抖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