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脚下一滑,整个人跪进雪里,膝盖狠狠撞在地上。左手撑住地面,右手立刻摸到枪把。动作太急,指关节“铛”一声碰到了扳机护圈。
  三十米外,备用掩体的门帘掀开一条缝,有个人探出头来。
  “是陈默!”他松了口气,回头喊,“人到了!”
  我没说话,撑着站起来,拍掉裤子上的冰渣,低头往里走。门帘一落下,风就被挡在外面。里面点着一盏油灯,光线昏黄,照在土墙上。六个人蹲在角落,守着几只木箱。老李坐在边上,眼镜上都是白霜,手里紧紧抓着记录本,手指冻得发紫。
  “设备都在?”我问。
  “都在,”他抬头说,“没人动过。”
  我嗯了一声,摘下棉帽挂在墙上的钉子上。耳朵一露出来就疼,像被针扎一样。屋里比外面暖一点,至少没风。我搓了把脸,从兜里拿出笔记本,翻到空白页。
  “留三个人,”我说,“按之前说的,去三号岗拍照、记位置。弹坑在哪,尸体怎么倒的,全都记清楚。雪再大点,痕迹就没了。”
  旁边一个战士站起来:“已经派了两个人过去,半小时前就走了。”
  我点点头。笔尖在纸上划了一下,只留下一道浅印。我知道他们已经去了,但这句话我还是得说一遍。不说心里不踏实。
  停了一会儿,我又问:“伤员呢?”
  “抬走两个,还有一个断腿的正在包扎。卫生队的人来了,在隔壁帐篷。”
  我合上本子,掀开门帘走出去。雪还在下,不大,但很密,落在脸上化得慢,一会儿睫毛上就积了一层。我眯着眼往前走,刚踩出的脚印很快就被新雪盖住了。医疗帐篷在五十米外,帆布被风吹得鼓起来,门口竖着一根木杆,挂着一盏晃动的马灯。
  掀开门帘,一股热气混着血腥味扑过来。地上铺着草席,摆了四副担架。三个躺着,一个坐在角落,胳膊吊在胸前。卫生员正蹲在一个伤员旁边缠绷带。那人嘴里咬着毛巾,脸歪向一边,冷汗把头发都粘在额头上。
  我走到最近一副担架前。上面的人闭着眼,脸上盖着帽子。我伸手拿开帽子。是一张年轻的脸,眉骨突出,鼻梁断过,结着黑痂。我不认识他。翻开他衣领,编号已经冻得看不清了。我摸进他胸口的口袋,掏出半张纸——是一封没写完的家书,字迹糊了,只能看清“娘”和“麦收”几个字。
  我把纸塞回去,帮他拉好衣服,转身去看下一个。这个人还睁着眼,看见我,嘴唇动了动。
  “水……”
  卫生员递来一碗水,我接过,扶起他的头。他喝了几口就呛了,血沫溅到碗边。
  “什么时候中弹的?”我问。
  “冲锋……刚开始那会儿,”他喘着气,“二组……没跟上。”
  我放下碗,看向卫生员。她轻轻摇了摇头。
  第三个伤员睡着了,脸上有烧伤,眉毛都没了。记录卡别在胸口:腹部贯通伤,失血过多,情况暂时稳定。
  最后一个坐着的看见我,想站起来,我摆手让他别动。
  “叫什么名字?”
  “张……张小柱。”
  “哪个组的?”
  “三号岗……轮防的。”
  我在本子上写下名字,画了个圈。然后转身走出去。雪下得更大了。我站在帐篷门口,望向远处山脊,白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天快黑了,其实每天这个时候都像黄昏。
  回到防炮洞时,人差不多到齐了。七八个组长坐在长条桌两边,头顶挂着煤油灯,火苗一跳一跳,影子在墙上晃。我坐在上首,打开笔记本。
  “人都到齐了吗?”
  “就差北坡一组,通讯员去叫了,马上到。”
  我等了五分钟。门开了,那人带着一身寒气进来,用力跺掉脚上的雪。
  “开始吧。”我说。
  先念名单。阵亡一人,重伤三人,轻伤五人。每念一个名字,底下就有人低头,有人咳嗽。念完,我翻过一页。
  “三号岗有盲区,左前方三十度,坡下十米开始看不见。我们没设副哨,敌人从林子边摸上来,没人发现。”我顿了顿,“这不是敌人的错,是我们自己漏了。”
  没人说话。
  “二组接应晚了两分钟。就这两分钟,敌人把机枪架好了。要不是周虎从后面端了他们,洞里的人一个也出不来。”我看向人群,“二组谁负责?”
  一个矮个子站起来:“我。”
  “为什么晚?”
  “集合时少了一支枪,找了一下。”
  “枪比人命重要?”
  他低下头:“……不是。”
  我盯着他几秒:“明天起,所有小组夜间巡逻必须两人一组。一明一暗。交接时间不准重叠。谁再出问题,自己出去站雪地里清醒清醒。”
  他低声应了一句,我没听清。
  我继续说:“炸药存放点离主防线太近。这次敌人没冲到底,要是真冲过来,整个前哨都会炸飞。从今天起,所有炸药转移到后沟掩体,由工兵班专人看管。”
  有人挪了下身子。
  “还有照片,”我从包里拿出几张底片,“刚拍回来的,都看看。”
  照片传下去,一张张翻。雪地上的脚印、弹坑位置、牺牲者倒下的样子、掩体背面的裂痕。
  “这里,”我指着一张照片,“背面没加固。敌人绕后扔手雷,里面的人全会被埋。明天起,所有掩体加修反斜面,背坡填土不能少于八十公分。”
  看完后,他们把照片还给我。我收好放回包里。
  “敌人动作快,打得准,撤得干净。他们知道我们刚试射完,知道我们在北坡的活动规律。这不是巧合。”我顿了顿,“我们可能已经被盯上很久了。”
  有人小声说:“那怎么办?总不能天天在这挨打。”
  “不是挨打,”我说,“是准备打。我们要比他们更快。”
  我宣布两项决定:一是东线加流动哨,夜间两人巡逻;二是下周开始每天一次突发演练,重点练集合速度和火力配合。
  说完,没人提问。我也没指望有人问。
  散会后,人陆续离开。我还坐在原位。灯花“啪”响了一声。我拨了拨灯芯,火苗亮了些。从内袋掏出那张从牺牲者身上找到的照片一角——边缘已经被血染红了。我用指甲刮了刮,刮不掉。
  外面风停了。雪还在下,很安静。远处传来铲雪的声音,一下,又一下。
  我把照片对折,放回口袋。拿起笔,在本子最后一页写:“防御漏洞三处,人员反应慢,夜间协同要加强。训练计划明天发下去。”
  写完,合上本子。油灯快灭了,我起身拧紧灯罩,火苗缩成一点暗红。
  开门时,冷气一下子冲进来。我走出去,关上门。雪盖住了路,也盖住了所有脚印。我在洞口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朝自己的铺位走去。
  怀表还在胸口贴着,走得稳。我隔着衣服摸了摸它,没拿出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