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桌边，怀里一直揣着笔记本，没拿出来。桌上的怀表盖开着，指针刚过凌晨一点。
我决定自己值最后一班岗，已经坐了四个多小时。我没动过，也没喝水。右腿的老伤开始发酸，像是有东西在骨头缝里拧。我低头搓了搓膝盖，手心有点湿。
脑子里一直在想三件事：双频信号、不明脚印，还有代号K-7。这三件事好像有关联，但我不知道是谁在背后搞事。
我闭上眼，把知道K-7的人想了一遍。老连长、张国栋、王大柱——他们都牺牲了。赵铁柱也听过一点，但他重伤昏迷前没说完。现在还活着的只有三个：后勤老李、前线孙强，还有周虎。
就算这些人知道，又能怎么办？
我睁开眼，盯着沙盘看。西口那条红线还是断的。我们加了观察点，改了绊网，调整了轮休时间。但如果内部有敌人，这些都没用。一份假报告就能让二组进陷阱，一句谎话能让通讯中断十分钟。
我无意识地敲了下桌子。“嗒”，停一下，“嗒”。这个节奏有点像摩尔斯码。
我呼吸变重了。胸口像压了东西，吸气要用力才能喘上来。我停下动作，双手撑住桌边，开始数心跳。
一、二、三……数到二十，才慢慢缓过来。
这不是第一次这样。上次是长津湖，我背着赵铁柱的时候。雪太大，路看不清，只能往前走，可每一步都怕走错。那时我也手抖，喘不上气，脑子里全是“错了怎么办”“来不及了怎么办”。
但现在不一样。那时候我只扛一个人，现在我扛的是整条防线。
我拔出枪，退下弹匣检查——满的。“咔”一声装回去，放回桌上。枪是冷的，但摸过之后心里踏实了些。
我拿出铅笔，在纸上写下三个名字：老李、孙强、周虎。写完后顿了一下，划掉了周虎。他昨晚刚汇报过，声音正常，暗号也对得上。他应该没问题。
只剩两个人了。
我盯着这两个名字看了很久。最后把纸折好，塞进内袋，和笔记本放在一起。
我不是不信他们。只是这个时候，谁都不能完全放心。
我往后靠，肩膀撞到土墙，“咚”一声，把自己吓了一跳。
屋里太安静了。我能听见灯芯烧焦的细微声音。
我想起王大柱。不是他牺牲那天，而是更早的一次。下大雪，行军途中我的手冻僵了，拉不开枪栓。他骂了一句，扯开棉袄，把枪塞进怀里暖。一会儿后递给我：“热了，快拿去用。”枪身上还有他的汗味。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人的体温能暖热铁器。
后来在卫生站，他帮我处理脖子上的伤口，看到我后颈的胎记，愣了一下说：“我妹也有一个。”说完就低头继续包扎，再没提过。
他不是为我死的。他是为守住那片雪地。
赵铁柱也是。肠子都露出来了还按着我肩膀，不是让我记住他，是要我别回头，继续往前冲。
小兰也不是。她冲过火线找药，不只是为了救我陈默一个人。
他们拼命，不是为了我。是为了这条线不断，为了让后面的人还能走下去。
我坐直了身体，手也不抖了。
我掏出笔记本，翻到空白页。没有写命令，也没有画地图。我在纸中间画了一个圈，从圈里画出三条线，分别标上“信号”、“脚印”、“K-7”。
线画好了，我没有急着连下去。
有些事情现在看不清。就像以前在广告公司改方案，改到第二十八版，客户还说不清楚要什么。你只能根据已知信息先做，等反馈来了再改。
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守好这一班岗。听清每一通报务，盯紧每一次换哨，抓住每一个异常细节。别的事，等天亮再说。
“啪”一声合上本子，塞回怀里。
外面一点动静都没有。风不吹，雪不下，连地面裂开的声音都听不到。
我站起来活动肩膀，关节“咔”响一声。左肩总比右肩慢半拍。我揉了揉，又弯腰捏了捏右腿。酸胀还在，但还能忍。
走到桌边拿起怀表，“啪”合上盖子，玻璃擦过手指。一点零七分。
我把表放进胸口内袋，贴着心跳的位置。
重新坐下，拉开抽屉，拿出今天的哨位轮值表。一页页翻，看每个人的签名、时间和交接情况。
翻到第三页，是孙强的字。歪歪扭扭像小学生，该写的倒是都写了。我心里笑了笑：开会嗓门最大，写字却最不起眼。
再翻，老李的记录在第五页。字很工整，时间准确，连天气变化都备注了。我看了两秒，轻轻把那页折了个角。
放下报表，我把铅笔在手里转了一圈。
我害怕，是正常的。
我真的怕。怕判断错误害了大家，怕拖累兄弟们，怕对不起那些倒下的人。
但怕归怕，活还得干。
我放下笔，重新戴好枪。枪套有点紧，拉了两下才卡住。
屋里只有灯芯燃烧的轻响。
我看着沙盘，西口那道没合上的红线，越看越像一张张开的嘴。
但现在我觉得，它也没那么可怕。
只要我还坐在这儿，只要枪在我身边，只要下一通报务还没来——
我就不能倒。
我伸手把煤油灯往旁边挪了半寸。灯光斜照过去，影子正好盖住了沙盘上那道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