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管还在冒烟。我松开扳机，手指僵得动不了，坡顶的红旗哗啦响。山谷那边有队伍过来了，我看清了他们肩上的枪。
“陈哥。”李二狗靠在弹坑边，手按着肩膀，声音有点抖，“血止住了吗？”
我没说话，先看自己的枪。弹匣里只剩三发子弹，护木裂了缝，握上去扎手。我把枪背好，走下坡。
地上躺着很多尸体。有的趴着，有的仰着脸，眼睛睁着。美军的钢盔散了一地，棉衣破了，露出里面的毛衣。我翻一个尸体的口袋，想找子弹。摸到一张硬纸片。
是张照片。一个年轻士兵抱着他妈妈，两人都在笑。背面用蓝墨水写着：“圣诞快乐，马”。字迹糊了。
我把它塞进胸口的内袋。
李二狗蹲下来，在另一具尸体怀里掏出一封信。信纸冻得很脆，他念出声：“妈妈，我想回家。”
声音很小，我们都听到了。
吴小六一直趴在地上听动静，这时坐起来。他耳朵贴地太久，耳廓都红了。
赵铁柱拄着枪走过来。他左腿有旧伤，走路一瘸一拐。他看了眼那具尸体，把自己的棉帽摘下来，盖在那人脸上。
风更大了。
我接过那封信。字迹模糊，但那句话很清楚。纸角有折痕，像是被捏了很久。我叠好，放进胸口。那里已经有王大柱的家书、连长的地图碎片，还有小兰叠的小船绷带。
“把他们的信都收起来。”我说，“别烧，别扔。等仗打完，我们帮他们寄回去。”
李二狗抬头看我：“真能寄？”
“我说了算。”我看他，“你现在该想的是肩膀。流这么多血，还能不能打？”
他咬牙：“能。”
我不再问，转身去下一具尸体。吴小六跟上来，开始查右边。赵铁柱守在坡口，盯着树林。我们四人分两组，动作快。每具尸体都要翻，口袋、背包、衣服夹层都不能漏。
找到七封信。有的在信封里，有的直接揣在兜里。有一封被血浸透，字看不清，开头还是“亲爱的妈妈”。
我都收进胸口。衣服那儿鼓了起来。
回到战壕，我把信交给吴小六：“你记一下，编号，写清楚是谁的。”
他点头，拿出小本子，用铅笔写。手指冻得发紫，写字时用力压着纸。
李二狗靠着墙坐下，脸色发白。我蹲下看他伤口。布条湿透了，再不换会烂。
“忍着。”我撕开自己棉衣内衬，扯下一块干净布。他棉衣太厚，我用刺刀挑开扣子，抽出旧布条。血还在渗，不多。新布压上去，缠紧。
“你要死了，”我说，“谁替你爹娘看胜利那天？”
他不说话，眼眶红了。
赵铁柱在那边喊：“机枪要拆开清膛，不然明天卡壳。”
我去帮忙。DP-28枪管烫手，得等它凉。我们卸下支架，擦掉雪水和油泥。弹盘少一个，从缴获箱里找了个换上。装回去试了试，能转。
吴小六抱着登记好的信来找我：“一共七封。我都记下了。”
我打开油布包，让他把信放进去。里面还裹了蜡纸，防潮。包好后，塞进防炮洞最深处，压在沙袋底下。
“这个位置，炮弹炸不到。”我说。
李二狗站起来，抓起步枪：“我还行。”
“不准乱动。”我按住他肩膀，“再出血，我就让吴小六绑你。”
他低头，不吭声。
赵铁柱指着东边：“天快亮了，敌人不会让我们歇太久。”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刚才那一仗赢了，但也快没子弹了。总共不到五十发，手榴弹三个，机枪弹链两根。人都受伤，体温撑不了多久。
我爬上弹坑边，掏出怀表。六点十七分。表蒙有裂纹，走得准。
“他们想回家。”我说，“我们也是。但他们来的是我们的国门，我们守的是身后的山河。”
没人说话。
我指着坡顶的红旗：“那下面埋着王大柱、小兰、连长……还有好多没名字的人。我们不狠，死的就是我们。”
风把旗子吹得直响。
“这不是同情。”我接着说，“是记住。记住这仗为什么打。”
吴小六低头看地。赵铁柱检查机枪。李二狗慢慢挺直腰。
我下令：“吴小六继续听地面，有脚步马上报。赵铁柱守机枪位，随时准备压火。李二狗留在右边掩体，没命令不准动。”
他们都答应了。
我带队搬了几箱敌人的弹药回来。打开看，都是.30口径，能用。把空箱子倒扣在雪地上，摆成一排。风一吹，铁皮会响。
做完这些，我又看了一遍阵地。防炮洞加固了，火力点清了雪，通讯线接好了。吴小六的电台天线架高了，能收到五公里内的信号。
我最后站上坡顶。
太阳出来了。阳光照在雪上，刺眼。远处，我们的队伍已经走到三百米内。有人挥手，打了旗语。
我摸了摸胸口。
那里贴着一封不是我的信。
“等天亮。”我低声说，“我们都活着。”
风掀起红旗一角，打在我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