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踩上车厢台阶的时候，我听到后面有声音。
不是脚步声，是衣服摩擦的声音。很轻，但我听出来了——有人在靠近。
我没回头，右手已经摸到腰间的枪套。拇指解开扣子，这是习惯。战场上，转身前一定要准备好。
风很大，吹起了我的衣服。我慢慢转过身，眼睛看向那边。
赵铁柱站在十米外，拄着拐杖，左腿还是老样子。他没穿军装，穿的是旧棉袄，肩上扛着一个木箱。箱子掉了漆，露出里面的木头纹路。上面有血迹，黑了，干了。
他看着我，不说话。
我知道那是谁的东西。
黑客死前握着U盘，最后一句话是：“留给能继续走的人。”影子把这箱子从实验室带出来，一直没放手。
现在它在赵铁柱肩上。
我松开枪套，抬手摸了摸左耳的疤。那里有点麻，像虫子在爬。这不是伤，是提醒——我还活着，就得往前走。
我看向另一边。
东边通道口，一个人走过来。背着帆布包，穿灰绿色外套，帽子压得很低。走到亮处才抬头，是影子。他右肩下沉，包里有枪的轮廓。可能是M1卡宾枪，短小，容易藏。他左手插在外套口袋里，应该握着匕首。走到离我五步远停下，轻轻拍了两下背包。
暗号对上了。
我没动。
这时又听见高跟鞋敲地的声音。
王秀兰从火车另一侧跳下来。她穿着白色护士服，袖口戴着手套，左手拎着药箱。站稳后，她整理了一下衣领，抬头看我。眼神很稳，不像以前那样躲闪。
她走过来了。
四个人，都到了。
赵铁柱把箱子放下，发出一声闷响。他用拐杖撑住身体，喘了口气。
“三连的人，”他说，“到哪儿都是三连。”
这话一出，我心里一紧。
王大柱也说过一样的话。雪夜里，他把我搂进怀里说：“别怕，咱们是三连的兵。”
后来他在冻土上趴了一夜，背替我挡风，背上全是血泡。
赵铁柱弯腰，手指划过箱子上的弹痕。“黑客没名字，但我们记得他。”他说，“他替我们试毒，死了。这箱子，我得扛。”
我走上前，伸手按在箱子一角。木头冰凉，裂了一道缝。
“放在心里比扛着稳。”我说。
他点头。
影子走过来，站在我左边半步的位置。这是警戒站位。他把背包放下，打开，里面是拆开的M1卡宾枪、弹匣、消音器。他检查了一遍，合上包。
“路上安全。”他说，“没人跟踪。”
我嗯了一声。
王秀兰走到右边，把药箱放在地上。她打开外层，拿出注射器、绷带、抗生素。还有一小瓶深色液体，标签被撕了。
“解毒剂样本。”她说，“从实验室拿出来的。够用三次。”
我看那瓶子两秒。
黑客死前咬断喉管，不让敌人抓活口。他用命换的数据，不能浪费。
“保管好。”我说。
她点头，合上箱子。
这时，前面传来皮靴踩地的声音。
师长带着五个警卫班战士走来。他们都拿着枪，步伐整齐。师长没戴帽子，头发花白，脸上有疤，从眉毛划到下巴，是炮弹炸的。
他走到我面前，一句话不说，把手里的东西扔过来。
是军装。
我接住了。布料厚实，是新的。翻过来一看，左臂有臂章：**中国人民志愿军**。红底黄字，针脚密实。
这不是普通军装，是特战任务专用的。
师长盯着我。“去越南，别给老子丢人。”他说，“那边热，没雪可藏。你们这张脸，这身骨头，都是靶子。”
我低头看着军装。“不会。”
“我不信嘴上功夫。”他上前一步，“我信你做的事。”
他伸手，从怀里掏出一枚徽章，别在我胸前。和元帅给的不同，这枚更旧，边都磨平了。
“这是三连第一任连长的。”他说，“他死在平壤城外，手里攥着半张地图。你现在走的，是同一条路。”
我抬手，摸了摸徽章。金属冰凉。
他不再说话，挥手让警卫班后退十步。他自己转身要走，又停住。
“回来的时候，”他说，“把他们的名字写进花名册。”
我没回答。
他也没等回答。
走了。
站台安静了。
我展开军装，披在肩上，没扣扣子。风吹起来，衣服鼓动。臂章在阳光下发光。
赵铁柱扶着拐杖站起来，站得笔直。影子背上包，右手搭在枪带上。王秀兰双手交叠，站在队列右边。
我左手摸过臂章，右手抬起，敬礼。
不是敬给谁看。
是敬给那些没走完路的人。
王大柱教我拉枪栓时，嘴里哈着白气，说：“枪冷，心不能冷。”
赵铁柱肠子流出来还按着我肩膀，说：“打准点。”
小兰把绷带叠成小船，说：“等打完了，要坐船去看海。”
黑客临死前塞给我U盘，说：“别让他们赢。”
他们都死了。
我们活着。
所以我们必须走。
“兄弟们，姐，”我开口，声音不大，但每个人都听见了，“咱们……出发！”
赵铁柱拿起木箱，扛上肩。
影子检查了枪套。
王秀兰提起药箱。
我最后一个动作，是把54式手枪的弹匣退出来。钢壳滑出手掌，我翻了个面，重新推入。咔一声，到位。保险打开，随时能开枪。
火车汽笛响了。
蒸汽往上冒。
我迈出第一步。
脚落地时，看见站台边有个小女孩，手里拿着一朵野花，递给王秀兰。
王秀兰蹲下去，接过花，放进药箱夹层。
她站起来，跟上队伍。
我们走向车厢门。
我走在最前面。
影子落后半步，负责掩护。
赵铁柱在中间，王秀兰在右后。
四个人，一条线。
车门开着。
我踏上台阶。
手扶住门框。
金属冰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