鞭炮声还在响，饭香从炊事班那边飘来。战士们围在一起吃饭，有人笑，有人不说话。我站在木桌旁，军功章已经放进贴身口袋，手指能摸到它的边。
那个少女还抱着50式冲锋枪，蹲在地上，头低着，像睡着了。我没再看她，转身往营地边上走。脚踩在泥地上，一步一步走得很慢。太阳快下山了，影子拉得很长。左耳上的疤开始发紧，有点疼。
帐篷外站着两个人。一个穿深色大衣，胸前别着五星徽章，另一个是警卫员，手放在枪套上。我没有停步，直接走过去。那人迎上来，声音不大：“陈默同志？”
我点点头。
他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封面写着“绝密”，右下角盖着红印。我接过文件，没马上打开，先用拇指摸了印章的边，确认是真的，然后翻开——第一行字就让我停住了。
印度在藏南调兵，部队正在向边境集结。侦察报告说对方已进入战备状态。文件最后写着：中央决定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要派有经验的指挥员去前线。
我看完了，合上文件，用手压着封面。风吹过来，帐篷布哗啦响。
“总理的意思，”他说，“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我没说话。脑子里想起长津湖的雪。那时我们在雪地趴了三天三夜，枪管结冰，手指冻黑了，没人动。因为知道一动就会死，也会连累战友。
“我知道。”我说。
他点头，又从包里拿出一枚勋章。红星形状，金属很亮。他双手递给我：“这是新发的解放军勋章。你们这支队伍，番号已经改了。”
我接过勋章，感觉比以前那枚重一点。翻过背面，刻着编号和日期，没有名字，但我知道它代表什么。
我慢慢把勋章别在左胸，动作很轻。扣子穿过衣服时有一点撕裂声。阳光照在上面，反出一道光，落在右手上。我的右手小指比左手短了一点，一直这样。
“任务还没正式下达，”他说，“你回昆明后，命令会通过专线送到。你现在可以决定接不接受。”
我看着他。
“我已经接受了。”我说。
他不再问，抬手敬礼。我也敬礼。他的动作很标准，肩膀平直，像是练过很多遍。敬完礼，他转身走了。走到路口上了吉普车。警卫员跟着上车，关上门，车子发动，顺着土路开远了。
周围安静下来。
我还站着，手里攥着那份文件。风一吹，衣服贴在背上，一阵冷一阵热。远处传来孩子的笑声，还有人哼越南歌。庆功会还在继续，但我已经不属于那里。
我把文件折好，塞进内衣口袋，贴着胸口。那里原本有一张照片，是王大柱女儿的照片。现在空了，正好放这份命令。
左耳的疤还在发热。
我转身走进自己的帐篷，掀开门帘。里面很简单，一张行军床，一个背包，枕边放着一把54式手枪。我打开背包，开始收拾东西：先把绷带卷好放进去，再检查弹匣；水壶加满水，干粮补足，地图折小塞进内袋。
做完这些，我坐在床边，看着墙上那张作战图。那是我们在海防画的，标了敌人的火力点、突破口和撤退路线。现在已经用不上了。
我站起来把图撕下来，折了几下，放进背包侧面的夹层。
外面有脚步声，但我没抬头。那是巡逻的战士，走路的声音不一样。他们走过，没停下。
我拿起54式，拉开枪栓看了一下——里面没子弹。合上后别回腰间，扣好保险。
站起来，走到镜子前。镜子有点模糊，照出的脸很瘦，眼窝深，嘴唇干。左耳的疤横在耳朵上，像烧过的铁丝。我看了几秒，伸手轻轻摸了摸。
天快黑了。
我走出帐篷，站到高处，看向北方。那边是山，是林子，是回国的路。火车明天早上发车，经河口回昆明休整。但我没打算真的休息。
背包背在肩上，重量刚好。胸前的勋章贴着皮肤，有点凉。
我最后看了一眼营地。
灯亮了，桌上摆满了菜，战士们举碗碰杯。赵铁柱应该也在，王秀兰可能在清点药品。那个少女也许还抱着枪，坐在木桌旁。
我没走过去。
转身朝营地外走去。哨兵看见我，抬手想敬礼，我摆手让他放下。他犹豫一下，把手放下了。
我沿着土路走，走到岔路口。左边通营地，右边通铁路。我站在那儿，停了几秒。
然后往右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