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抬头看前方的阵地。主掩体塌了一半，烧黑的木头歪在冻土里。一辆装甲车翻在沟底，铁皮还在冒烟。几个战士抬着担架往医护站走，绷带拖在地上，雪地里留下一道红色。
王大柱的脸突然浮现在我脑子里。那天他在雪地里解开棉袄，把枪抱在怀里，笑着说“尿是热兵器”，其实他最怕冷。赵铁柱倒下前，把半块饼干塞进我手里。他的肠子流出来了，手还按着我肩膀，说：“打准点。”小兰喜欢把绷带叠成小船，说打完仗要去看看海。她没等到那一天。崔永浩死前喊了声娘。李二狗临死前递给我一封染血的信，让我一定要告诉他娘，他是个兵。
他们来这儿，不是为了赢一场仗。
我转身沿着战线走。电线杆断了一根，倒在雪堆里。罐头盒做的警报器被风吹得响。北坡的新哨位加固过，木桩钉得很深，这次应该能扛住。周虎说得对。
我走到东沟边停下。昨天炮弹炸出一个大坑，边上结着黑冰。发电机已经散架，美军的工具箱倒扣在雪里，铲子还插在那里。我蹲下伸手摸了摸铲子柄。铁锈混着冷气，手套擦过去留下一道灰印。
吴小六走了。他肩上背着卷起来的红旗，没打开。他要去找另外三支队伍，带药、干粮，还有我写的信。我们不是唯一在这山里坚持的人。敌人埋了东西就跑，说明背后有人。我们也得有准备。
但现在，能靠的只有身边的这些人。
我站起来，拍掉手上的雪。太阳出来了，雪地反光刺眼。远处有个战士在捡弹壳，一颗颗放进布袋。另一个在修电台，天线歪了，他踮脚去扶。没人说话，动作也不快，但都没停下。
我不是正规指挥官，也没人叫我连长。可我不能停。我要想明天怎么活，要想下一发炮弹落下来时谁该在哪儿，要想敌人再来，我们能不能反应更快、打得更准、少死人。
这一仗挺过去了，但还没结束。
我知道对面不会罢休。丢了设备，死了人，他们一定会回来。也许换条路，也许换个地方，但肯定会再来。我们不能总等着挨打。不能每次都等别人动手，我们再拼命补。
我要让这支队伍活下去。
不只是活着，还要能主动出击，要能提前发现危险，要能打得狠，还要少流血。我要让每一个刻在木板上的名字都不白死。要让像吴小六这样在路上的人，能把话传出去，把人带回来。
联盟不是签个字就行的。要靠信任，靠一起拼过命，靠前面的人倒下，后面的人立刻顶上。我们要有自己的规矩——不是写在纸上的，是记在心里的：听见枪响就趴下，看见火光就绕开，战友倒了，拼死也要拖回来。
我走回断崖边，站在那块木板旁。阳光照在名字上，有些字微微反光。我把手放上去，掌心贴着那些刻痕。风很大，棉衣紧贴背上，兜里的怀表一下下碰着大腿。
周虎走过来，手里拿着记录本。他站在我旁边，先看了眼木板，又看了看战场。过了一会儿才说：“人都安排好了，重伤的送走两个，能动的编进组了。”
我点点头。
他又说：“新信号手势练了一遍，第五组最快，六分十四秒。”
“继续练，”我说，“要压缩到四分钟。”
他看了我一眼，没多问，只说了声“行”，转身走了。
我没动。
太阳越升越高，雪开始化了。水从弹坑边滴下来，砸在铁皮上，嗒、嗒、嗒。有个战士在收绷带，能用的卷起来，沾血的扔进桶里。另一个在擦枪，布条来回拉，枪管慢慢变亮。
我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
训练不能松。
联络不能断。
防线要重新布置。
如果有新队伍愿意来会合，就要让他们看到，我们不是乱七八糟的一群人，是一支有准备、有纪律的队伍。
我也不能再犯错。
每次犹豫，每个决定错了，都有人用命填。王大柱、赵铁柱、李二狗、崔永浩……名单已经很长了。我不想再加名字。
我掏出怀表，打开盖子。玻璃裂了，但指针走得稳。七点二十三分。新的一天已经开始。
我把表收好，左手插进棉衣口袋，右手还放在木板上。风吹起衣角，我站得笔直。身后有人走动，有人清理炸药渣，有人画雷区边界。
远处山脊线上，阳光劈开云层，照在雪地上。
太亮了，睁不开眼。
我眯了下眼。
再睁开时，目光落在东沟方向。那里现在空荡荡的，只有雪、碎铁和脚印。但我知道，那里藏过发电机，藏过相机，藏过敌人的计划。他们以为没人发现。
他们错了。
我们发现了。
而且我们会一直盯着。
我不怕他们再来。
我怕的是我们自己松懈。
只要我还站在这儿，只要还有一个人愿意跟着干，这事就没完。
我们打仗不是为了杀人。
是为了活下去。
为了让以后的孩子不用八岁就学躲炮弹，为了让母亲不用在雪天追着车跑五里送别儿子，为了让像小兰那样的姑娘，有一天真的能坐上小船，去看她从没见过的海。
所以我会继续往前走。
带着这支队伍，带着这些名字，带着昨夜刻下的每一道痕迹。
太阳完全升起来了。
雪地一片白，晃眼睛。
我站着，像一根钉进地里的桩。
风刮过耳边，卷起一张烧焦的纸。它转了几圈，朝灰蒙蒙的天空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