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通讯员送来一堆记录，我坐在桌前，咬着铅笔头一条条看。
东岭那边，炊事班领的药少了三分之二。卫生员半夜烧东西，灰里翻出半张没烧完的磺胺药包装纸。南坡更明显，柴火垛矮了一大截，可做饭时炊烟只冒了十分钟。北沟最奇怪，巡逻路线每天下午都走西谷，雪地上的脚印来回重叠，像在防什么人。
我写好三份“礼单”，叫来两个战士。
“东岭这份，放下就走，别等回话。南坡的送到边界线，必须亲手交给他们队长。北沟这张图，”我把卷轴递过去，“插在他们营门前的雪地里，要显眼，让人一眼就能看见。”
人走了。我穿上棉袄，检查枪膛，带上怀表和半块压缩饼干，只带一个通信兵，出发去东岭。
雪刚停，山路冻得很硬，踩上去咯吱响。走到半山腰，两个哨兵拦住我们，脸绷得紧紧的。
“没有通知，不能进。”
“我不是来签协议的。”我把通信兵留在原地，走上前，从包里拿出药包，放在石头上，“我是来还债的。”
他们没动。
我说：“你们有个兵，右小腿发炎，拖了三天才处理。昨晚发烧，用雪块敷额头压热度——我没亲眼见，但我知道。这药本该早送到。现在补上。”
两人对视一眼，枪口往下压了点。
我又说：“你们地势高，看得远。以后有情况，打一枪我就听见。但现在断药三天，还能撑多久？合作不是施舍，是活路。今天不谈结盟，就问一句：药你留，还是扔？”
没人说话，风刮着雪粒打在脸上。
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个扭头朝山上喊了暗号。远处回应一声。他转回来：“头儿让你上去，半小时。”
我点头，空手跟他走。
营地里，哨长在指挥棚等我。我不坐，站着说了五分钟。我们现在的药品有多少，防线怎么布的，轮岗时间，还有北沟可能出事的时间点。
最后我说：“不逼你现在答应。但下次送药的人，可能就是抬担架的了。”
他一直低头看地图，末了说：“三天后，我派人去你那儿谈。”
我敬礼，转身下山。
太阳偏西时，我改道去了南坡。还没到边界，就看见那里多了顶新帐篷——是我们的人。走近一看，送粮的战士正在收一根细绳，绳子穿过雪地，连到南坡岗哨下的木桩上，绳头绑着布条信。
“队长收了粮，没退。”战士小声说，“信也看了，没烧。”
我在雪地里站了一会儿，让通信兵传话：“开门，我带地图来；不开，我留粮走。选择在你，责任在我。”
说完，我直接去北沟。
越往北风越大，快到营门五十米时，哨兵举枪大喊：“再近就开枪！”
我停下，从背后抽出那张作战图，哗啦展开，在风里抖了两下。然后一步步走到中间空地，把图插进雪里，用冻土块压住四角。
我冲岗楼喊：“你们指挥官是空降来的，不懂地形！天天下午走西谷，背阳面全是冰，敌人在坡顶埋伏，推块石头都能砸死你们一片！图上有三条新路线——绕东脊、穿密林、过河槽，每条都标了安全点。图给你们，用不用，你们自己决定。”
说完转身就走。
走出二十多步，身后有人喊：“……头儿说让你等回话！”
我没回头，抬手挥了挥，脚步没停。
回程路上，通信兵几次想催，我都摇头。快到防线时，我拐进一段旧战壕，顺着墙边一路查看。几处冻土松了，我蹲下用手压实；绊索歪了，重新拉紧。通信兵急得跺脚：“天快黑了！”
“防线不稳，谈什么外援。”我拍掉手上的泥，继续往前。
查完最后一段掩体，天已经黑透。我加快脚步回到指挥所，煤油灯刚点上。屋里几个骨干都站起来。
我摘下帽子抖掉雪，坐下。
“东岭同意三天后派代表谈。南坡收了粮和信，没回话。北沟要了地图复印件，说明天给答复。”
屋里安静了几秒。
老赵搓着手说：“都没答应，可也没拒绝。”
“够了。”我说，“让他们看清我们现在什么样——不是求他们救命，是告诉他们：只有抱团才能活。”
通信兵把记录本推过来。我翻开，划掉两条旧的巡逻路线，在南沟画了个圈，不大，但画得很实。
屋外风大，棚顶帆布哗啦响。我伸手扶正灯罩，火苗晃了两下，稳住了。
桌上地图还摊着，三面小黑旗插在上面。我在东岭旁边点了个红点，用铅笔圈住。南坡的旗歪了，我用指节推正。北沟的旗最破，边角卷了，我把它按平，拿半截火柴棍别住。
门外传来脚步声，接着是咳嗽。通讯员探进头：“西北段报告，雪墙全压牢了，今晚能正常换岗。”
我嗯了一声。
他没走，站在门口问：“你说……他们真会来谈吗？”
我没抬头，手指慢慢划过地图上三条路线。东岭高，看得远；南坡靠水，有粮路；北沟偏，卡着两条野道。三个点现在都不在我们手里，可只要有一个松动——
“不是他们来不来的问题。”我说，“是我们得让他们明白：我们还站得住，而且能拉人一把。”
他没再问，轻轻带上门。
灯芯爆了个火星，落在桌沿，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