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8年8月，我开始在家中动笔写作，许多笔记已在战争中散失，因而不能写得像我想象中的那么好。幸而还是找到了下面这一些。
在我脑海中渐渐形成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看起来是正确可行的。它第一次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是以以下片断的形式，我偶然地把它们保存了下来：
1731年5月19日，在图书馆，由我所阅读的历史中所观察到的。
世界上的重大事件，例如战争、革命等大都由政党推进或影响。
这些政党的见解大都代表了他们当前大部分人的利益，或者正是他们要着手获取的。
不同政党之间的不同政见是混乱之源。
当一个政党在实施伟大的蓝图时，党内每个成员心目中都有权保留他独特的个人利益。
在政党获得它的重大的目标后，每个成员如果都坚持要求得到他的那份利益甚至不惜践踏他人的利益，就会给政党造成分裂，因而也会引起更大的混乱。
不管他们嘴上怎么说，政界中的人是很少只从国家利益这一目的为出发点来做事的。尽管他们的行为对他们的国家有真正的好处，但是人们仍然会从整体上看待个人和国家利益的，而并不纯粹是出于爱国热诚。
在政界中能为人类利益服务的人几乎少得可怜。
在我看来，当前很有必要把各国有德行而又良善的人组成一个正规的团体，名为“联合道德党”，由明智的、恰当的理论来领导，党员们要服从这样的党章。对这些人而言，如果和普通人遵守一般的法规相比，他们当然能更自觉地遵守党章了。
目前我认为假如有一个德高望重的人来试办这样的党，他必然会得到上帝的赐福，一定会成功！
本杰明富兰克林
我常在心里打算，只要我一有空闲的时间就要开始实施这个计划。因而在筹划前期我就不时地把那些偶尔出现在我脑海里的构想记下来。可惜这些笔记大部分也遗失了。但我找到了一个原拟为教条草案要旨的文件，其中包含了一些我当时认为是各派宗教的精髓的东西，它摒弃了一切引起各教派信徒都反对的东西。原文如下：
天地万物皆由上帝创造。
上帝以天道总控万物。
世人应对上帝充满崇拜、感恩之情，祈祷上帝庇佑。
但是上帝最喜欢对人行善。
灵魂永存。
不管在今生或来世，上帝都惩恶扬善。
当时我的这一理念还是个秘密，只对年轻的单身汉宣传，每一个加入的信徒不但要宣布接受这些教条，而且应当按照前述方式，对那些美德接受13个星期的实践和考查。这一组织的存在应当暂时保密，直到信徒增加到相当人数时为止，以防不轨之人申请入教，但是信徒们应当在友人中物色悟性较强、性情温和的青年，逐步审慎地告诉他们关于这一组织的计划。信徒们应当保证在个人的利益、事业和发展上互相劝勉、协助和支持。这一组织将定名为“自由自如会”，所谓自由，是指由于普遍养成了那些美德的习惯以后，人们能脱离罪恶的统治，特别是在养成了勤俭的美德后人们可以避免负债，负债使人有遭受拘禁和成为债主的奴隶的危险。
关于这一计划我所能记起来的就只有这些了。我记得我曾经把一部分计划告诉过两个年轻人，他们相当热情地支持这样做；但是由于我当时境遇困顿，必须兢兢业业地操持业务，因此不得不把这计划的进一步执行留待日后。后来又由于千头万绪的公私事务缠身，使实施一再延期，后来我已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来从事这一事业。可是，至今为止我还认为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如果能够把许多良善的公民组织起来，可能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同时，我并没有被这件事的外在艰巨吓倒。我一向认为一个人只有具有坚韧的意志才能促成伟大的变革，才能在人世间做一番伟大的事业，并且还要看他是否一开始就能制定一个好的行动计划，摒弃一切足以分散他注意力的娱乐和其他工作，把执行计划当做他唯一的目标和工作。
1732年我第一次使用理查德桑得斯的名字出版我的历书，随后一直持续了25年之久，一般把它叫做《穷理查德历书》。我设法把它写得既有趣又有用，因此它大受欢迎，使我从中获利不少，每年的销售量高达1万册。很多人都在读这本书，在宾夕法尼亚以及附近几个州几乎每几家中就有一本，因而我认识到这是在普通民众中进行教育的一种恰当的工具，那时的人们几乎只会买这本书。因此我把成语箴言印在历书中重要日子的空白处，这些箴言主要是关于勤俭致富而获得美德之类的，因为一个人要长期坚持诚实廉洁是比较困难的，在这里引用一句谚语来说吧——一只空袋子是不容易站得笔直的。
这些谚语是来自各个民族、各个时代智慧的精华，我把它们收集起来写成一篇文章，印在了1757年的历书首页，并把它作为一个明智的老人在参加一个拍卖活动时向公众所作的一篇长篇大论。我相信将这些分散的箴言收集在一起能对人们产生更大的影响。这篇文章受到了普遍的好评，几乎美洲的所有报纸都全篇转载它。在英国，人们用巨幅的纸张翻印了它，并把它张贴在家里以示警戒；在法国有两个译本，贵族和牧师们也大量购买并把它们免费赠送给贫苦的教区居民和佃户们；在宾夕法尼亚，因为文中表达了反对把钱财浪费在外国奢侈品上的观点，因而人们认为在它出版后的几年里市场上的货币的增长跟它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我认为我的报纸也是进行教育的一个平台，因此我常在报上转载《旁观者》或其他有关伦理道德的文章摘要。有时候我也发表一些我自己的短文，它们原先是为“密社”中讨论而撰写的。我的文章有一篇是用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体写成的，旨在证明不管一个人的资质和才能如何，如果道德品质低劣，他就不能真正成为一个明达的人。另一篇论自制克己，指出在培养某种品德时，要直到该美德成为一种习惯，并且还能抵御与它相反的嗜好干扰时才算成功。这些文章大概发表在1735年初的报纸上。
在经营我的报纸的过程中，我小心地避免登载一切诽谤性和带有人身攻击意味的文章，这种诽谤和污蔑近年来已成为我们国家一种莫大的耻辱。当人们要求我刊登这一类的东西时，作者总是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有出版自由，报纸有如公共马车，任何人只要愿意出钱都可以在上面占一个位子。我也不客气地回敬：假如他愿意，我可以为他单独发行，但由他自己分发，他需要多少份我都可以办到，而我没有义务替他散播毁谤。因为既然我跟我的订户订了合同，承诺向他们提供一些有益或是有趣的东西，那么我就不能在他们的报纸上刊登与他们无关的私人口角。假如我这样做，我就是违约的——虽然他们不会责备我，但显然这样是对他们不公道的。眼下在报纸发行这个行业中有许多人，为了满足个别人士发泄怨恨的要求，毫不犹豫地刊登一些无事生非的污蔑性的文章，毁谤我们中间一些品德优秀的人，挑拨是非，甚至引起决斗。此外，有些报纸甚至随便地刊登一些文章指责和评判邻国政府和我国最好的盟国政府的政治措施，而这些评论又是非常愚蠢粗鄙的，这种举动可能会引起巨大的灾难性的后果。我提到这些事，是为了告诫年轻的报纸发行人，切不可贪眼前的一时痛快而毁掉自己报纸的前程。他们应当坚决地抵制这样病态的要求，因为从我的例子中可看到：拒绝刊登侮辱性的文章从长远来看，是不会和他们的利益相违背的。
1733年我派我的一个职工去南卡罗来纳州的查里斯顿，因为那里需要一家印刷铺。我向那里提供了一架印刷机和一些铅字，跟负责人签订了一个合伙合同，我担负三分之一的开销，同时他要向我缴纳三分之一的利润。负责人是个博学的人，诚实廉洁，美中不足的是不懂会计。所以有时候他虽然汇款给我，但我却没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