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像我力图揭示的那样，人类不是天生就可以在大团体中有效运作的。这并不令人惊奇，因为大团体容易失灵的倾向是有体于人类起源的。进化要求我们为了生存而采用一种不同于现在的生态系统。如果只有一小段的时间可以从整个人类的遗传史中取出，而且我们要往后看（fastback），那么就会发现，其实我们与自己的原始祖先非常接近，只是那时人类生活在一个人口相对稀少的环境之中。小的合作性团体整日忙于捕猎、采集和有限的种植。这样一个世界激发冒险与探索。为了生存，一系列的工作角色相应而生，以面对有限但各不相同的种种挑战。在这种环境下，小规模的社会成为最佳的配置方式。在这种配置方式下，团队应运而生，并且迫使人们彼此了解很深和选择亲密的工作模式。
然而，小规模的社会只能取得有限的成果。大的团体一旦形成，虽然会面临规模庞大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却可以为人类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机遇。规模可以带来经济效应，并且为更广范围内运用专业工作角色提供了可能性。这就为创造史诗般的奇迹提供了依据，像中国的长城和埃及的金字塔，修建巨大的灌溉工程或在干燥的田地上耕种，或者消极一点来说，投入一场浩大的战争之中。如果人类遵循这些共同的目标，并默认自己是一个群体，那么人类所能取得的成就将是不朽的。
然而，如果没有一种社会秩序来加以约束，上述事情没一件能实现。当数目过于庞大或在组建团队时对聚合到一起的人们未加选择时，寻求凝聚力的渴望会同希望找回小团队时期的个人间亲密无间的需要相伴而生。这就为以权力和个人崇拜为基础的领导开避了道路。那些成为领袖人物的人可以不受限制地作出不容置疑的决定。独裁的领导能够影响并指挥很多成员以有序的方式为一个既定目标而取得巨大效果。在一个等级制的社会中，工作角色是有其特殊行为模式的，黄色工作属于独裁者，只对极少或有限的人负责，兼备奉承者与拍马者的绿色工作迅速增长，蓝色工作则是他什］的下属。
单独的领导可以是世袭的，也可以是通过权力斗争或凭借功绩，或由于在沟通、游说和政治理解能力等方面的超凡技能。但是，如同团队角色理论所述，一个大的团体中富有才干的领导人物所带来的益处，会因为一种相关的个性弱点而功亏一贯。即使是天才人物，显著的个性特征也不是整齐划一的。一种力量的发挥常常是以另一种力量的消亡为代价的。所以单个领导人所承担的角色很有可能是由其个人偏好来决定的，而不是公共需要。这就说明了进步与倒退是共同存在的。当企业界的领袖人物兴衰转化的事件见怪不怪时，这几乎已成为了政治界和人类历史上的某种定式。
想一想由于人类的愚蠢和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广泛问题。俗话说："如果一种愚蠢足够大，人们便会视而不见。"这是一句令人震惊的断言，但我认为它言之有理。在第三章中，已经讨论过团体思想（group
think）这一话题。大团体中的权威领导促使大家达成一致。由于小错误容易引发个体注意而易于被发现并改正，而大错误则会被周围环境的不确定性所掩盖。拥有详细信息或参与到某事件中的人不够多。如果领导人中意而其他人支持（这常常就是本身的一种错觉），那么这项决定肯定就是正确的了。在高度等级制体系下，大错误在不断发生着，却极少被发现并被纠正。任何一个被发现或报道的失误都会对领导人产生影响，使领导人颜面无光，并给已经建立的秩序带来威胁。所以失误对公众认同来说具有免疫力。
回顾一些人生经历起伏跌宕的首席执行官，他们的权力周期基本都与生意上的不顺联系在一起。要保持自己的职位技巧便是对失误能给以合理的解释。如果希望的结果还未达到，那就应论证一下基本的政策是否正确，并期待着更强烈的追求。军事领域中由战役最终导致灾难的事例屡见不鲜。如果轰炸没能击退敌军，那么原因可能在于炮弹和导弹的数目不足，或派出的部队人数不足。大错误很少是由于那些责任上显而易见的原因而导致的，一个更基本的解释是：它们通常是由于在复杂环境下人类技能的匾乏而造成的。
因视界太窄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是重大问题被忽视。当团体的变得更大、议题更复杂时，问题将会不断涌现，而且即使是集中个人的全部注意力也是不够的。扩大的团体开始逐渐丧失其长期生存下去的可存性与能力。摆脱困境的惟一方法是这个社会组织实行一种含有责任转移的系统转变，以减轻领导人的压力。
历史上有许多不同的方式。一种方式是通过削减一位以前权威人物的权力，因为一位国王或教皇太过神圣而不屑于接触尘世杂务。如日本的天皇等便提供了历史的实例：他们是至高无上的君主，但其世俗权力由于对下属的过度依赖而削弱。另一种方式就是追寻享乐主义。一个苏丹的大部分时间可能会花在后宫和筹建奢华的宫殿上，所以允许政治领导权转移到大臣、宦官和其他人手中。存在了很长时间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由奴隶出身的男孩来掌管部分职务，这些男孩都是经过仔细教育、挑选并培训用于投身帝国行政管理事务的。由于他什l不大可能对王朝产生什么严重的威胁，他们可以掌管主要的职责。削减独裁领导者权力的第三种方式是机构改革。举例来说，当罗马共和国从伊特鲁里亚（Etruscan）的文明的废墟上掘起的时候，使用了二元化（duality）方式来实现机构改革。为了防止国王的独裁暴政或某一贵族家庭成员的大权独揽，职务都设置成双份，在同等（collegiality）原则的指导下，有两个执政官（consuls）（地方最高长官）、两个财务官（questor）等等。这一系统持续的时期与罗马的全盛时代相联系，伴随着罗马帝国的成长和扩张而衰落。（在现代工业合作中的二元化则表现为董事长与总经理的权力分配，或两个共同管理的董事之间的权力分配。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发生在英国，在经历了君主与议会之间的内战之后，权力从君主手中转到了贵族手中（确切地说转到了可成为上议院议员的贵族手中），而由平民组成的下议院促进了政府职能的显著转变，这种状况甚至在君主复辟时期也没有中断。从此以后君主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一个傀儡。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已发现了一种重新分配正式授予个人责任的方式。在黄色工作的重新分配中，搀杂了增加橙色工作中贵族议员的案例，允许帝国比任何个人的寿命更长，以建立维持社会与历史平衡的更广泛的基础。
一个连续统一体的规模运作并在其更高水平上产生影响整体稳固的压力。当一个团体不断扩大的时候，就会变得不那么有效了，就如同一大群志同道合的人们要服从某个人的支配一样。最终，规模会创造一种新的格式塔（gestalt）使得团体的形象变成一种抽象概念，通常借用某种神话的形式，通过种种仪式使其成员来分享集体的感受。这样就允许一个由众多种族、语言和宗教传统，共同点很少的人群组成的国家存在下去。国家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无可置疑的实体，在于它通过教育、司法、卫生、军队等工作机构满足了全体的需要，这些组成部分承担着这些指派的工作角色。
能够产生共同的工作角色的组织往往由于太大或太过复杂而难以由单个人来有效领导。当超大团体（mega－group）以大团体的方式运作时，承受着持续不断的压力。很多超大团体是以这种方式来运作的。它们变得头重脚轻、官僚化并且缺乏基层的积极性。这是因为工作角色的分配是按照掌权人物的个人亲疏关系来决定的。一些人接受的是绿色工作而非黄色工作。只有与掌权者保持亲密关系才可能实现他的愿望。
如果一个超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