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春的地还没化透，陈守田家院里就挤了八个人。
李长顺蹲在磨盘上，赵小军靠着墙根，刘老六带了三个本家兄弟，加上东头的王老蔫和他儿子。八户，五十多亩地，都等着陈守田开口。陈守田把账本摊在磨盘上，铅笔头夹在耳朵后面。
“今天叫大伙来，就一件事。”他拿手在账本上画了个圈，“种豆的八户，拢一块儿，成立个豆子小组。”
“啥叫小组？”王老蔫的儿子问。
“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销售。”陈守田拿铅笔头点了点账本，“跃进五号，我试过，秆硬荚密。技术我教，行距八寸株距四寸，根瘤菌拌种。销售——我找县里豆制品厂，价压不下来我不卖。”
刘老六从磨盘上跳下来。“统一卖，那谁说了算？”
“谁卖得多谁说了算，账本公开，每户一本账。”
院里静了一下。李长顺搓着手，看看赵小军。赵小军靠着墙，腰使不上劲，拿手按着肋下。
“守田，”李长顺开口，“统一是好。可万一赔了呢？”
“赔了算我的。”
陈守田说这话时没抬头，铅笔头在账本上又画了一道。院里八个人全看着他。
“我签合同，保底价收你们的豆子。市价高，按市价走。市价低，我按市价八成收。赔了，我兜着。”
王老蔫从墙根站起来，烟袋锅子在鞋底磕了磕。“你一个娃，拿啥兜？”
“拿地兜。拿房子兜。拿我爹的猪兜。”陈守田把铅笔头从耳朵上取下来，搁在账本上，“我算过账，不会赔。”
八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刘老六先开口：“我三亩，跟你干。”赵小军按着腰直起身：“我四亩。”王老蔫父子俩合计了一下，点了头。李长顺最后一个开口：“我那三亩黏土坡地，行距一尺，你上回说的。”
“一尺。株距不变。”
八户人家散的时候，日头升到树梢。陈守田把账本合上，八户名字、亩数、品种，一行一行记好了。他蹲在磨盘边又算了一遍：五十多亩，按最低产算，一万斤打底。市价八分，八成保底六分四，一万斤六百四十块。全赔，也就两百块差价。他摸出兜里的存折，三百元整。够。
“守田。”
陈老栓站在堂屋门口，烟袋锅子攥在手里，没点。
“进来。”
陈守田把账本揣好，跟着进了堂屋。陈老栓在条凳上坐下，烟袋锅子搁在膝盖上，手指头按着烟锅，按了半天。
“你有多大本钱，敢保底？”
“我算过。”陈守田站在条凳对面，没坐，“五十亩豆子，最低产一万斤。我按市价八成保底，就算全赔，也就两百块差价。存折上有三百。”
陈老栓抬起眼皮。烟袋锅子在膝盖上磕了一下，没磕出灰，又磕了一下。
“两百块。”他把这四个字在嘴里嚼了一遍，“你说得轻巧。两百块，够买一头半猪。够盖半间房。够你姐在省城吃一年食堂。”
“爹，账不是这么算的。”
“那咋算？”
陈守田从兜里掏出账本，翻开，搁在条凳上。“八户五十亩，我保底收，豆子全归我。我卖县里一毛，差价就是赚的。八户赚了，明年扩到八十亩，一百亩。到时候我不是保底，我是定价。”
陈老栓看着账本上密密麻麻的铅笔字。他识字不多，但那些数字他认得——豆种九块六，搬石头十天，柳树二十棵两块。一行一行，从去年冬天记到开春。
“你姐知道不？”
“不知道。”
“你娘呢？”
“也没说。”
陈老栓把烟袋锅子从膝盖上拿起来，在条凳腿上磕了磕。磕完了，站起来，走到灶房门口，又走回来。走了两个来回，站住。
“你比你爹胆子大。”
陈守田没接话。陈老栓把烟袋锅子别回腰上，走到门口，手扶着门框。
“合同上，加一条。”
“啥条？”
“赔了，先赔你那三百。不够，卖河滩地。再不够——”他停了一下，“卖镯子。”
陈守田的喉咙动了一下。那副银镯子，娘戴了半辈子，内侧刻字磨得只剩半个“秀”。上回赵老五赎回来，娘戴了不到一个月。
“爹——”
“加不加？”
“加。”
陈老栓推门出去。院里日头白花花照着磨盘，八户人家的脚印踩了一地。他蹲在磨盘边，拿手把磨盘上的土抹了抹，抹出一块干净石面。
陈守田跟出来，站在他爹身后。陈老栓没回头，拿手指头在石面上画了一道。
“八户，五十亩。你记着，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他把手在裤子上蹭了蹭，“豆子小组，名儿起得行。可你得明白，小组不是八户听你的，是你替八户扛事。”
“我知道。”
“知道就好。”陈老栓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晌午叫你娘多擀点面。八户人，往后常来常往。”
陈守田应了一声，往灶房走。走到灶房门口，听见他爹在身后又说了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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