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人没有再说话。他的目光越过币原，落在墙上挂着的一幅古画上。那是一幅江户时代的山水画，画的是富士山，积雪的锥形山峰矗立在云雾之上，山脚下是樱花的海洋。画家已经死了两百年了，富士山还在那里。至少，还在这幅画里。
币原顺着愚人的目光看了一眼那幅画，然后收回视线，再次鞠躬。
“是，陛下。”
他后退三步，转身离开。
走出地下掩体的时候，他听到身后传来一声极轻的响动。他没有回头，但他在心里想象出了那个画面——愚人的手，握住了椅背。很用力地握着。
和他在轿车里握着双手的姿势，一模一样。
币原回到官邸的时候，天色已经彻底暗了下来。
他走进办公室，没有开灯，在黑暗中坐了很久。
窗外，东京的废墟隐没在夜色中，什么都看不见了。只有远处几点零星的灯光，像是坟场里的鬼火。那是几个侥幸通了电的街区，居民们用配给的电力点亮了寥寥几盏灯。
办公桌上的报告还在那里。
三页纸。一张照片。四千余条人命。
币原拿起电话，拨通了外务省的号码。
“明天的发布会，准备好了吗？”
电话那头传来外务省秘书官的声音：“是的，首相阁下。已经通知了各国驻东京记者，时间是明天上午十点。”
“内容呢？”
“按照您的指示，严厉谴责琉球王国的战争罪行，强调樱花国在琉球统治时期的和平性质，呼吁国际社会对琉球进行制裁……”
“够了。”
币原打断了他。
电话那头安静下来。
币原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他说：“按计划进行。”
“是，首相阁下。”
他挂断电话。
窗外的夜色更浓了。
币原坐在黑暗里，右腿的旧伤又开始隐隐作痛。他用手掌按住膝盖，用力压了压，疼痛稍微减轻了一些。然后他把手收回来，重新放在膝盖上，十指交叉，握紧。
他忽然想起了一个画面。
今天下午，在麦克阿瑟的办公室里，当他低下头的那一瞬间，他感觉到了什么东西从自己的眼睛里涌上来。不是眼泪，是某种更炽热的、更古老的、更像本能的东西。它来得很快，快到他几乎来不及压制。它从他的瞳孔里冲出来，在视网膜上烧出一道短暂的、尖锐的光。
然后他把它压下去了。
用四十年的外交训练。用战败国的自知之明。用一个六十五岁老人最后的理智。
他把它压下去了。
但他不确定麦克阿瑟有没有看见。
他回想了一下那一刻麦克阿瑟的表情。
然后他知道了。
他看见了。
币原喜重郎在黑暗中闭上了眼睛。
这一刻，没有人看到他脸上的表情。没有麦克阿瑟，没有愚人，没有任何人。
只有他自己。
和一个刚刚被轰炸过的、满目疮痍的、连报复都无力报复的战败国。
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夜。
战争还没有结束。
对于某些人来说，战争才刚刚开始。
第二天，上午九点整。
币原喜重郎正在首相官邸的办公室里最后审阅外务省送来的发布会声明稿。稿子写得很强硬，用了“野蛮行径”、“战争犯罪”、“国际社会的公敌”等措辞。币原用红笔划掉了“公敌”两个字，改成了“挑战”。
他刚放下笔，门就被推开了。
秘书站在门口，脸色发白。
“首相阁下。”
币原抬起头。
“琉球人……”秘书的声音有些发抖，“琉球人抢先开发布会了。在上海。一个小时前。”
币原的手停在半空中。
“什么内容？”
秘书咽了一口唾沫。
“他们……他们播放了轰炸的全程录像。”
办公室里安静了整整十秒钟。
然后币原慢慢地把手里的红笔放下，靠在椅背上。
他的表情没有变化。
但如果有人在这个时候仔细看他的眼睛，会发现那双六十五岁的眼睛里，某种东西正在一点一点地熄灭。
像灰烬里最后一点火星，终于，彻底，冷了下去。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日，上海。
上午八点四十五分，华懋饭店。
黄浦江上晨雾未散。从饭店六楼的窗户望出去，外滩的万国建筑群在雾中若隐若现，像一排沉默的石兽蹲伏在江边。江对岸的浦东还是一片农田和滩涂，芦苇在冬日的寒风中瑟瑟发抖。偶尔有一艘小货轮从江心驶过，汽笛声穿过雾气，变得沉闷而遥远。
华懋饭店是上海滩最气派的酒店之一，维克多·沙逊爵士的产业，装饰艺术风格，十二层高，铜制的旋转门，大理石的墙面，水晶吊灯从穹顶上垂下来，像凝固的瀑布。战前这里是远东最奢华的社交场所，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白俄贵族、中国买办，各色人等在舞厅里觥筹交错，爵士乐队从黄昏演奏到凌晨。
战争改变了一切。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樱花国人占领了租界，华懋饭店变成了樱花国海军司令部的招待所。水晶吊灯被拆下来熔成了军需金属，舞厅改成了会议室，爵士乐队换成了军歌喇叭。一九四五年樱花国投降后，饭店又回到了沙逊家族手中，但修复工作进展缓慢。大堂的水晶吊灯换上了新的，但舞池的地板还有弹孔留下的痕迹，墙上的弹痕被挂毯遮住了，凑近看还是能看出凹陷。
今天，饭店六楼的宴会厅被临时改成了新闻发布厅。
大厅呈长方形，大约两百平方米，东侧是一整面落地窗，正对着黄浦江。此刻窗帘全部拉开，晨光从窗户涌进来，在打蜡的木地板上铺开一片淡金色的光影。窗外的江面上，一艘美国海军的驱逐舰正缓缓驶过，灰色的舰身在雾中显得冷峻而沉默。
大厅里摆了十排折叠椅，每排十个座位。椅子是墨绿色的，有些掉漆，但擦得很干净。前方是一个半米高的木制讲台，讲台上立着一支麦克风，是从美军那里淘来的货——威斯汀豪斯牌的，金属外壳上还贴着一张小小的白色五角星贴纸，显然是军用品。讲台背后是一面巨大的白色幕布，从天花板一直垂到地面，被两根木杆撑得笔挺。幕布两侧各立着一面琉球王国的国旗——红底金边的三巴纹，三枚巴形图案首尾相衔，在从窗户透进来的光线中泛着暗金色的光泽。
那是第一次。
至少是这间大厅里的大多数人第一次见到琉球王国的国旗。
八点五十分，记者们开始入场。
最早到的是一个美丽卡人。他叫詹姆斯·霍华德，美联社远东分社的首席记者，四十二岁，头发是沙色的，已经开始从额头往后撤退。他穿着一件卡其色的战地记者夹克，左肩有一个被缝补过的破口——那是去年在冲绳采访时被弹片划的。他走进大厅的时候，手里夹着一根没有点燃的香烟，在门口站了两秒钟，目光快速扫过整个房间，评估着灯光、角度、前排座位的剩余情况。
这是一种本能的职业习惯。做了十五年战地记者，从北非到诺曼底，从巴黎到柏林，他太清楚新闻发布会的门道了：真正重要的不是台上的人说了什么，而是你坐在哪里，能不能看清他们的表情，能不能抢在别人前面冲到电报室。他选择了第三排靠走道的位置。这个位置既能看清讲台，又能最快离开。
坐下之后，他才注意到讲台两侧的旗帜。
“三巴纹……”他低声咕哝了一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翻到某一页。那一页上画着几个潦草的符号，是他在冲绳采访时随手记下的——当地渔民船帆上的图案，墓碑上的纹饰，老妇人衣领上的刺绣。他当时没有在意，只觉得是某种地方性的装饰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