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尚书补充道，“告诉沙特王子，下午华夏记者会之后，我可以见他十五分钟。法国人和英国人也安排在下午。红俄人——等他们到了再说。”
李特合上笔记本，站起来。
“皇上，还有一件事。”他的声音压低了一些，“美丽卡人那边，还没有动静。”
尚书看着他。
“哈里斯上校昨天一整天都在展场上。他看了B-52的发动机，看了F-104的机翼，看了R-11的发射架。他拍了很多照片，问了技术人员很多问题。但他没有提出任何采购意向，也没有要求见您。”
“他在等。”尚书说。
“等什么？”
“等华盛顿的指示。美丽卡人做事不像红俄人那么急。红俄人是看到了，就要了。美丽卡人是看到了，要回去研究，研究完了再决定要不要。哈里斯不是决策者，他只是一个观察员。真正的决策在华盛顿。”
“那我们要等他们吗？”
“不等。”尚书说，“我们有沙特人，有法国人，有英国人。美丽卡人想来，门开着。不想来，不强求。”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日，上午九点。
场地门口排着长队。
比昨天更长。
第一天来的是各国代表、将军、武官、工程师。这些人加起来不过几百个，入场的时候秩序井然，一个个出示证件，一个个通过检查，像流水线上的零件一样规整。但第二天来的是记者、商人、游客、以及各种身份不明但眼睛都很亮的人。这些人加起来有好几千，而且他们不排队。
至少不像军人那样排队。
“往后退！往后退！”一个琉球士兵站在入口处，双手张开，像一只试图挡住洪水的海鸥。他的嗓子已经喊哑了，声音像砂纸磨过的铁皮。“一个一个来！证件拿出来！没有证件的去那边登记！”
人群往前涌了一下，他被推得踉跄了一步，差点摔倒。旁边的另一个士兵赶紧扶住他，两个人并排站在一起，肩膀顶着肩膀，才勉强稳住阵脚。
队伍最前面是一个扛着相机的欧洲人。他的相机很大，是那种需要三脚架的大画幅相机，镜头像一门小炮。他把相机举过头顶，生怕被人群挤坏了，嘴里用德语骂骂咧咧的，但没人听得懂他在说什么。
他后面是两个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亚洲人。一个年纪大一些，五十来岁，头发花白，戴着一副圆框眼镜，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另一个年轻一些，三十出头，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皮鞋擦得锃亮，一看就是那种每天早上都要刮两遍胡子的讲究人。
圆框眼镜是陈树棠，中央社记者。
讲究人是王维钧，《中央日报》记者，蓝党。
他们两个人站在一起，中间隔着一个人的距离。不远不近，正好是“我们认识但不是很熟”的距离。他们的表情也有些微妙——看到对方的时候，脸上没有笑容，但也没有敌意。只是点了点头，像两个在走廊里偶遇的同事，礼貌而疏离。
“陈先生也来了？”王维钧先开口了。他的声音不大，但在嘈杂的人群中，刚好能听到。
“昨天就来了一趟。”陈树棠说，“没看够。今天再来看看。”
王维钧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
他们的身后，又来了三个人。三个人的穿着和陈树棠、王维钧不太一样——不是西装，是中山装。深灰色的、藏青色的、灰色的，扣子一直扣到领口，左胸口袋里插着钢笔。走路的步伐也不一样，不是城市人的悠闲，是那种在战乱中走了太多路的人才会有的、带着某种紧迫感的步伐。
走在最前面的是林向北，《新华日报》记者，红党。
他三十出头，瘦高个，颧骨很高，眼睛不大但很亮。他的头发没有用发油，被海风吹得有些乱，但他不在乎。他站在队伍里，目光扫过整个场地，像是在做战场侦察——哪里是制高点，哪里是观察位，哪里可以快速通过。
他身后跟着两个人。一个是摄影师老周，四十多岁，扛着一台蔡司相机，肩膀上挂着一圈备用胶卷，像个弹药带。另一个是小赵，二十出头，刚入行不久，手里拿着笔记本和铅笔，脸上还带着学生气。
林向北看到了陈树棠和王维钧。他的目光在两个人身上各停留了零点五秒，然后移开了。没有点头，没有打招呼。不是不礼貌，是在国共内战已经全面爆发的背景下，红党和蓝党的人在公共场合相遇，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当作没看见。
陈树棠也没有看他。王维钧也没有。
六个人，三个阵营，站在一起，像三条平行线。
琉球士兵终于把队伍理顺了。证件检查、登记、发入场证，一套流程走下来，每个人大约需要两分钟。两千多人，就要将近七个小时。但今天来的不止两千人，还会更多。
林向北拿到入场证的时候，低头看了一眼。一张硬纸卡片，淡黄色的，上面印着三巴纹和一行字：“琉球王国第一届防务展·参观证·记者·新华日报·林向北”。
他把卡片别在左胸口袋里，露出三巴纹的一角。
老周凑过来看了一眼，低声说：“老林，这玩意儿还挺正式的。”
林向北没有回答。他已经走进了场地。
防务展的场地比昨天更热闹了。
B-52的机翼下排起了长队。不是排队登机——普通参观者不让上飞机。是排队拍照。每个人都想和这架世界上最大的轰炸机合影，站在机头下面，仰起头，让相机把自己和钢铁巨兽一起框进取景器里。
一个樱花国记者站在队伍里，手里拿着相机，脸色很不好看。他不想和B-52合影，但他不得不来——报社让他来拍照片，拍琉球人的武器，拍樱花国永远追不上的那些东西。他站在那里，低着头，不让任何人看到他的脸。
他的旁边是一个美国记者，金发碧眼，穿着卡其色的战地夹克，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燃的香烟。他的相机是莱卡的，小巧精致，挂在脖子上，镜头盖已经摘了，随时准备按快门。他的表情和樱花国记者完全不同——他好奇，兴奋，像一个孩子进了糖果店。
“嘿，”美国记者用英语对樱花国记者说，“你能帮我拍一张吗？站在那个机翼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