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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波过去整整一个月了。
我依然每天开着“青屿号”，往返于海岛和市区之间。
驾驶舱控制台上的那个卫星电子钟，成了我唯一的准则。
早晨六点五十八分，鸣笛。
六点五十九分，收跳板。
七点零分零秒，推闸起航。
一秒钟，我都不多等。
哪怕岸上的人只差两步就能跨上跳板，只要时间一到，我也会毫不犹豫地下令关门。
一开始，还有人不适应，在岸边跳着脚骂我死脑筋。
我全当没听见，船照开。
一个月下来，码头的规矩彻底立住了。
现在，离发船还有十分钟，客舱里基本就坐满了。
再也没有人慢悠悠地卡点，更没人敢在路上走走停停拍风景。
大家都默认了一个事实：陈船长的船，不等人。
老周的小卖部生意更好了。因为大家都会提前来，闲着没事就在他那儿买瓶水，抽根烟。
“老陈现在是铁包公。”老周经常跟等船的乘客开玩笑，“你们可别去触他的霉头。说几点开就几点开，天王老子来了也没用。”
我听见这些话，只是低头检查仪表盘，没反驳。
夜里轮到我值班。
值班室里很安静。只有墙上的挂钟发出单调的滴答声。
我拉开抽屉，拿出一本厚厚的航海日志。
封皮已经磨破了，里面密密麻麻记着这十二年来的每一次航行。
我翻开其中一页。
那是五年前的六月七号，那年高考的第一天。
一个岛上的考生，因为拉肚子错过了早班船。
他爸骑着三轮车把他送到码头时，我已经准备起航了。
但我还是把跳板重新放下来，等了他们四分钟。
再往后翻，是三年前的冬天。
一个在岛上干工地的农民工，急着赶最后一班高铁回老家过年。
包工头发工资晚了，他背着蛇皮袋一路狂奔过来。
我等了他十分钟。
还有半夜发急病的老人，快要临产的孕妇，家里出了急事赶回去奔丧的中年人。
这本日志里，没有记下他们的名字。
但我都记得他们当时拼了命往码头赶的样子。
我合上日志，摸出一根烟点上。
我不是没有动摇过。
看着那些因为差了几秒钟被关在门外、急得直跺脚的乘客，我也会下意识地想把手伸向开门键。
但我忍住了。
我心里很清楚，规矩这东西，就像堤坝。
一旦破了一个口子，就再也堵不住了。
我愿意给真正有急事的人行方便。
但善意不该被当成理所当然，更不该被那些不把别人时间当回事的人随意消耗。
最重要的是，我不能再让我的家人，因为我的“好心”去承受那些莫须有的指责和谩骂。
吐出一口烟圈，我看着窗外平静的海面。
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按部就班地过下去。
守着冰冷的时刻表，安安稳稳地开到退休。
直到那场暴雨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