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听本）法海志遗彼岸一悟真国会
我们看了这两个不同的激尾，可以作怎么样的解释见？我想，我们可以得这样的结论：第一，敦煌本的祖本是很古的。这个组本的最古部分大杨成于种会和尚未死之前。神会在滑台大云寺开始攻击神秀门下的大师，宣传慧能的"顿宗"教义，竖立"市宗"宗旨，是在慧能死（七一三）后二十输年内的事。此经内有此事的预言，故其制作至早当在开元（七一三--七四一）晚年，或天宝（七四二--七五五）初年。我们假定此经作于天宝年间神会在东京（洛阳）最活动的时代（神会在东京当天宝四年至十二年，七四五--七五三），约当面历七四五年。此经大概是神会做的（详考见柿泽大师神会传》 ，页-八二--二九O），他自己不便出名，只好假托于一个已死了的同学法海；又说此本由法海传给同学道际，道际付门人悟真，"悟真在岭南清溪山法兴寺，见今传授此法"。这就是说，当此祖本传写时，悟真还活着。法海与道际为同学，为慧能下一代；悟真为第二代。慧能死在七一三年，神会死在七六①年。神会活了九十三岁，他尽可以和他的师侄悟真同时，-- 假定真有法海、道际、悟真三个和尚的话。敦煌本所记此本的传授不过两代三人、可见此本的祖本传写时还在神会的时代，可以算是最古本了。
第二，惠听本所记传授，也有悟真，但排在第四；悟真之下还有一个圆会；悟真之上两个传人与敦煌本不同；这一点应该如何解释呢？我想，这也许是因为惠听本的《坛经》传授世系也是惠听妄改的，此本的跋尾之前，提到王维的碑铭，又提到"元和十一年（八一六）诏追溢口大鉴禅师，事具刘禹锡碑"。这些事实都不是《坛经》最古本所能有的。王维作《能禅师碑铭》以全唐文》卷三二七）是神会托他做的，碑文中有云：
弟子曰神会，遇师于晚景，闻道于中年。......虽末后供，乐最上乘。先师所明，有类献珠之愿；世人未识，犹多抱玉之悲。谓余知道，以颂见托。......
"犹多抱玉之悲"一句，可证此碑作在神会被御史卢奕弹刻，或已被贬逐的时候（天宝十二年，七五三），他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此碑作于《坛经》已写成之后，所以敦煌本只说"韶州刺史韦据立碑，至今供养"，--其实并无此碑-- 而不曾提到王维的碑文：这是一证。王维碑内提起印宗法师讲《涅梁经》，慧能和他辩论，而《坛经》敦煌本不提此事：这是二证。碑文中说"则天太后、孝和皇帝并敕书劝谕，微赴京城"，敦煌本也不提此事；这是三证。但惠听改本却不但用了王维的碑文，并且提到刘禹锡的碑文了，元和追溢已在慧能死后一百零几年，所以旧本里的两代三个《坛经》传人是不够的了。所以惠听改了这个传经世系，从两代三人改为五代五人，可以够一百零几年了。我们可以推断惠听所见的原本，其跋尾的传经人也只是法海、道际、悟真三个，悟真一名还可以保存他当时增改的痕迹。
总之，惠听本虽然有了不少的增改，但不失为"去古未远"之本，我们因此可以考见今本《坛经》的哪些部分是北宋初年增改的，哪些部分是契嵩和契嵩以后的人增改的。
二十三·四·五夜改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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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说儒》
南游杂忆
我这一次因为接受香港大学的名誉学位，作第一次的南游，在香港住了五天，在广州住了两天半，在广西住了十四天。这些地方都是我多年想去而始终没有去成的，这回得有畅游的机会，使我很快慰。可惜南方的朋友待我太好了，叫我天天用嘴吃喝，天天用嘴说话，嘴太忙，所以用眼睛耳朵的机会太少了。前后二十多天之中，我竟没有工夫记日记。后来在《大公报》和《国闻周报》上读了胡政之先生的两种两粤游记，我很感觉惭愧。他游两粤，恰在我之后，走的路也恰和我走的大致一样；但他是一个有训练的名记者，勤于记载每天的观察，所以他的游记很可供读者的参考。我因为当时没有日记，回家后又两次患流行性感冒，前后在床上睡了十天，事隔日久，追忆起来更模糊了。但因为许多朋友的催逼，所以我决定写出一些追忆的印象和事实，做我第一次南游的报告。
一、香港
我在元旦上午坐哈里生总统船南下，一月四日早晨到香港，住在香港大学副校长韩耐儿（SirWilliaxnHomel）的家里。我在香港的日程，先已托香港大学文学院长佛斯脱先生（Dr．L．FOrster）代为排定。西洋人是能体谅人的，所以每天上午都留给我自由支配，一切宴会讲演都从下午一点开始。所以我在港五天，比较很从容，玩了不少地方。
船到香港时，天还未明，我在船面上眺望，看那轻雾中的满山灯光，真像一天繁星。韩校长的家在半山，港大也在半山，在山上望见海湾，望见远近的岛屿，气象比青岛、大连更壮丽。香港的山虽不算很高，但见面都靠海，山和海水的接近，是这里风景的特色。有一天佛斯脱先生夫妇邀我去游览香港市的背面的山水，遍览浅水湾，深水湾，香港仔，赤柱各地。阳历的一月正是香港最好的天气。满山都是绿叶，到处可以看见很浓艳的鲜花；我们久居北方的人，到这里真有"赶上春了" 的快乐。我们在山路上观看海是，到圣土梯反学校小坐喝茶，看海上的斜阳，风景特别清丽。 晚上到佛斯脱先生家去吃饭，坐电车上山，走上山顶（ThePeak），天已黑了，山顶上有轻雾，远望下去，看那全市的灯火，气象比纽约和旧金山的夜色还更壮丽。有个朋友走遍世界的，曾说，香港的夜景，只有南美洲巴西首都丽阿德耶内罗和澳洲的西德内（Sidsey）两处可以相比。过了一天，有朋友邀我去游九龙，因时间太晚，走的不远，但大埔和水塘一带的风景的美丽已够使我们惊异了。
有一天，我在扶轮社午餐后演说，提到香港的风景之美，我说：香港应该产生诗人和画家，用他们的艺术来赞颂这里的海光山色。有些人听了颇感觉诧异。他们看惯了，住腻了，终日只把这地方看作一个吃饭做买卖的商场，所以不能欣赏那山水的美景了。但二十天之后，我从广西回到香港时，有人对我说，香港商会现在决定要编印一部小册子，描写香港的风景，他们准备印两万本，来宣传香港的山水之美！
香港大学最有成绩的是医科与工科，这是外间人士所知道的。这里的文科比较最弱，文科的教育可以说是完全和中国大陆的学术思想不发生关系。这是因为此地英国人士向来对于中国文史太隔膜了，此地的中国人士又太不注意港大文科的中文教学，所以中国文字的教授全在几个旧式科第文人的手里，大陆上的中文教学早已经过了很大的变动，而港大还完全在那变动大潮流之外。近年副校长韩君与文学院长佛君都很注意这个问题，他们两人去年都曾到北方访问考查；去年夏天港大曾请广东学者陈受颐先生和客肇祖先生到这里来研究港大的中文教学问题，请他们自由批评并指示改革的途径。这种虚心的态度是很可以佩服的。我在香港时，很感觉港大当局确有改革文科中国文字教学的诚意，本地绅士如周寿臣、罗旭和请先生也都热心赞助这件改革事业。但他们希望一个能主持这种改革计划的人，这个人必须兼有四种资格：卜）须是一位高明的国学家，（二）须能通晓英文，能在大学会议席上为本系辩护，（三）须是一位有管理才干的人，（四）最好须是一位广东籍的学者。因为这样的人才一时不易得，所以这件改革事业至今还不曾进行。
香港大学创始于爱里鹦爵士（SirCharlesEliot） ，此君是一位博学的学者，精通梵文和巴利（Pah）文，着有《印度教与佛教》三矩册；晚年曾任驻日本大使，退休后即寄居奈良，专研究日本的佛教，想着一部专书。书稿本成，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