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是美利坚国内各方势力进行政治妥协的产物。有关信贷条件和利率水平的决定权被赋予了12个由银行家掌控的区域储备银行。该体系由8名成员组成的联邦储备委员会监督，其总部设在华盛顿，且全部成员都由美利坚总统任命。笼统地来讲，只有储备银行可以制定政策，但这些政策都必须由该委员会批准。
美联储体系内存在一定程度的争权夺利是毫不奇怪的。到底由谁说了算也并不十分清晰，太多的权贵云集——12个储备银行的行长、6个政治任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财政部长和货币监理署署长，他们凭借自己的职务自动成为委员会的成员，都在争夺权力。
从一开始，该委员会就是设在华盛顿的一个没有明确目的和任务的组织。在它1913年创建时，前总统威尔逊先生原本想把它作为一个地区性储备银行的监督机构。因此，他认为该机构应该由银行业以外的人组成，但他并不愿意赋予它太多的权力。当委员会的第一位董事向总统抱怨说，***的协议专家已经决定将委员会作为最近成立的政府机构，但其地位要低于其他部门时，威尔逊回答说，据他所知，“它可能正好排在消防部门之后”。
联邦储备委员会甚至没有自己的办公楼，而被安排在财政部大楼顶层的一个阴暗、不太透气的套房内办公，从其狭长的办公室刚好可以俯视到肮脏的天井。
联邦储备委员会成员的薪金属于典型的公务员标准，远低于私营部门的工资，甚至远远低于地区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工资，这也难怪委员会难以吸收优秀人才。有一次，在某个人被诱导接受职务之前，曾有6名不同的候选人拒绝过该职位。
因此，用经济学家J.K．加尔布雷思（J.K.Galbraith）的话说，联邦储备委员会是“一个无能到让人吃惊的机构”。1923年，该委员会的主席是丹尼尔·克里斯辛格（Daniel Crissinger）。他出生在美利坚俄亥俄州马里恩的一个小木屋里，在当地也算得上是知名人士。作为一个律师兼银行家，他还担任了马里恩蒸汽铲公司的法律顾问；此外，尽管没有成功，但他却曾经两次竞选国会议员。他还有幸成了前总统哈定先生的童年密友之一，虽然据说是“完全缺乏全球视野以及经济学和银行业知识”，但1922年在他的老朋友成为总统后，他被任命为货币监理署署长，一年后，总统提拔他为委员会的主//席。
除了主//席和两名根据行政职务自然入选的成员，联邦储备委员会还包括其他5名董事，重要的并不是他们的专业知识技能，而是要确保他们能够代表国家的不同地区。
乔治·鲁萨·詹姆斯（George Roosa James）来自田纳西州的孟菲斯，是个精力旺盛的干货商人，就像一颗未加工的钻石。然而，他的经济思想偏于古怪，牢牢根植于过去。他认为，经济的根本在于马、骡子、干草，因而伴随着汽车时代的来临，国家的衰败也已经开始。
来自艾奥瓦州的爱德华·坎宁安（Edward Cunningham）出身于自耕农，后来成了艾奥瓦州立法机关议长；埃德蒙·普拉特（Edmund Platt）来自纽约的波基普西，他是当地的报纸出版商，并以小镇水事务委员会委员的身份进入政治领域，担任了为期三年的象党（共和）众议员。波士顿推选的乔治·哈姆林（George Hamlin）是任期最长的州长，并于1914年被前总统威尔逊先生委任为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作为一名专业律师的他，在1902年和1910年并没有管理好马萨诸塞州，他不是一个称职的州长——虽说这算是一次失败的政治经历，但似乎并没有对他构成障碍，事实上这近乎为他成为联邦储备委员会成员提供了资格。
其中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一位成员便是阿道夫·米勒博士（Dr.Adolph Miller）。他曾在哈佛大学学习经济学，随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25年。他是个很缺乏安全感的人，曾对自己的任职资格没能得到同事的充分认可而愤愤不平；相反，他的同事则倾向于认为他是个缺少实际经验的象牙塔理论家。他喜欢争论，当同事们厌倦了无休止的争论后，他便开始与自己争论。就这样，他常常感到困惑并瞻前顾后，且在许多议题上都倾向于站在非常教条但又矛盾的立场上。他还对斯特朗产生了敌意，对这位年轻人的影响力和权威性感到怨恨。
但这些并没有改变一个现实，那就是米勒曾在货币经济学这一学科还处于发展初期时就学习了相关知识，这也导致他在关于货币政策的作用方式上会信奉一系列的陈旧理论。这些理论就包括死教条——真实票据理论，即只要美联储和商业银行限制自己只提供短期信贷来为库存融资，就没有什么出差错的可能。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监督者们，本杰明·斯特朗能够平步青云并领导该机构就不足为怪了。不像他的这些名义上的上司们，他始终致力于对中央银行学的学习——特别是在许多去欧洲旅行的过程中。例如，正是他促成了美联储在操作方式上的最大创新，即所谓的公开市场操作。在美联储被构想之初，它曾被假定将主要通过贴现率，即对其成员银行收取的贷款利率的变化来影响信贷条件。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这一技术被证明过于被动，它的影响力取决于到底有多少银行家愿意在贴现窗口借款。本杰明·斯特朗认识到，通过购买或出售投资组合中的政府证券，美联储可以直接且立即改变流经银行系统的货币量。
对公开市场操作的控制权，不可避免地成了各种势力激烈斗争的对象。购买和出售投资组合中证券的权力已经在开始时就留给了储备银行，但在1923年，在认识到新工具的效力后，联邦储备委员会成员要求负责做出买卖决定的公开市场委员会由他们领导。当时的本杰明·斯特朗已因结核病的发作远离工作岗位，正在科罗拉多州休养。在听到这个消息后，他大为恼火。他在写给同事的信中说道：“在我被这群怯懦之徒解职以前，我要看看他们究竟是怎么死的！”但最终他还是默许由联邦储备委员会监督公开市场操作。但是，在新的公开市场委员会中，作为最有见识的官员，他几乎可以很轻松地左右所有的决定。
在这个过程中，他多次打擦边球，毫不隐瞒对联邦储备委员会成员的不耐烦。一些人抱怨说，他对自己的能力过分自信，太具对抗性，缺乏判断，尤其是对人的判断。但是，作为美联储有着智者风范的领导人，他在组织内拥有大批的追随者，还被年轻人崇拜。
如果说在制定货币政策的过程中存在问题的话，那就是这一切过于依赖斯特朗——完全取决于他的眼光、判断和技能。他过于独断专行，并没有在整个系统取得一致意见上花费时间。因此，他所做的许多决定背后的原理都被曲解，他的动机也不断遭到质疑。他没有将政策和政策背后的思想制度化，这也意味着一旦他离开，美联储将由于内部冲突而陷入瘫痪。
凯恩斯曾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格兰银行体系的作用比做是“乐团指挥”。虽然当时的银行由老朽和世袭的贵族所组成的俱乐部管理，但当时的金本位制度却运行良好。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环境有利，另一部分原因则是，该银行的董事虽说古板且缺乏想象力，但却非常可靠。战争结束后，世界正努力摆脱经济紊乱，货币体系混乱，美利坚以外的其他国家也都面临着货币供应的短缺；同时，坏消息是美联储成了新的“乐团指挥”，但它仍是个极为松散的组织，也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被历史所赋予的地位。而对于斯特朗来说，他所受到的制约则来自那些缺乏金融和中央银行业务知识的小城镇商贩以及二流的雇佣政治家们。
说句不客气的话，美联储在经济大萧条爆发之前，基本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