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7月6日，小胡子召集呐粹党主要首领对局势进行盘点。小胡子告诉他们，第一次革命（国家社会主意改革）已经大功告成，现在权力掌握在他们手上，而且只属于他们。他说，现在到了稳固政权的时候了。有关二次革命的讨论应该停止了。所谓二次革命指的是身着褐衫的纳粹准军事组织冲锋队中某些老资格成员经常挂在嘴上的“夺权”之后的“二次革命”：“没有永恒不断的革命，革命也绝不能永远进行下去。革命潮流虽然不可阻挡，但必须置于安全的发展轨道之上……当然，只要国内的某些政治立场仍旧可能成为反革命势力的聚集点，那么二次革命就完全必要。但是我们确信，反革命的嚣张气焰已经被彻底扑灭。毫无疑问，如果反革命势力再次出现，我们一定会让他们尝到血的教训。但现在要明确的一点是，二次革命只会和第一次革命形成矛盾。”
在接下来几周时间之内，呐粹其他首脑相继发表了大量的类似声明，但没有像小胡子那样赤裸裸地进行威胁。德意志第三帝国司法部和内政部一齐施压，要求处理肆无忌惮的暴行。经济部担心，如果混乱持续下去，会让国际金融机构认为德国局势不稳，拒绝投资，妨碍德意志第三帝国的经济复苏。内政部抱怨公务员被捕，司法部则抱怨律师被捕。褐衫军的暴力行动不断在整个德意志第三帝国蔓延。1933年6月发生了臭名昭著的克珀尼克喋血周事件（Kpenick blood-week）。事件起于一群正在到处搞破坏的冲锋队员，他们在柏林郊区遇到了一位年轻社民党人的抵抗。这位社民党人射杀了三名冲锋队员。随后褐衫军全面出动，抓捕了500名当地人，将其中91人残忍地殴打致死，死者包括许多著名的社民党政治家，比如梅克伦堡（Mecklenburg）的州政府前总理约翰内斯·施特林（Johannes Stelling）。很明显，这种赤裸裸的暴行必须制止：现在已经没有必要通过殴打反对派来建立一个**制国家了。不过小胡子的担心不止于此。随着冲锋队疯狂扩张，其首脑恩斯特·罗姆（Ernst Rhm）的权力也在逐渐增大。1933年5月30日，罗姆宣布，国家社会主意革命“还远未结束”。罗姆说，“像养蜂人或保龄球俱乐部这种‘整合’组织每天是否宣示自己忠于革命并不重要，给城市街道重新取名字也不重要。”他强调，其他人或许可以庆祝国家社会主意的胜利，但是作为曾经为之战斗过的政治士兵，褐衫军有责任站出来将革命继续下去。
1933年8月2日，出于对类似声明的担心，时任普鲁士总理赫尔曼·戈林下令废除2月份的一道命令，停止招募褐衫军作为辅警加入普鲁士警察局。其他各州随后跟进。现存的警察系统遂得以腾出手来对付过火的冲锋队。普鲁士司法部设立了一个中央公诉人办公室，负责处理集中营内发生的谋杀案等严重犯罪案件。不过，它同时也下令终止对党卫队（Schutzstaffel）和冲锋队暴徒进行起诉，已经判刑的也得到了赦免。办公室颁布了严格的管制条例，详细规定了哪些人能够实施保护性拘留和拘留必须遵守的程序。
次年4月德意志第三帝国颁布的管制条例中的某些禁令表明：不得以任何个人原因（造谣、解雇员工、曾经担任日后入狱者的法律代表、在法庭上表示异议）对人进行保护性拘留。冲锋队再也不能在纳粹运动的街头斗殴、酒馆打架中施展拳脚，同时再不能控制许多小型临时监狱和酷刑中心，他们发现自己一夜之间便失去了权势。
由于选举中不再有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冲锋队再也没有机会像30年代初那样在选举季招摇过市，去打断反对派的会议了。冲锋队内部开始出现幻灭情绪。
1933年春，冲锋队规模大幅扩张，支持冲锋队理念的人与机会主义者一起如潮水般争相加入冲锋队。1933年3月，罗姆宣布每一个“热爱祖国”的德意志人民都可以加入。这是因为5月份呐粹党的指挥层做出决定，暂时停止招收新党员，因为他们担心有太多机会主义者加入进来，使呐粹运动中充满并不会真正为运动献身的人。于是，很多人只能选择加入褐衫军，致使党和它的准军事组织之间的联系被削弱。在1933年下半年，成员数量惊人的老兵组织“钢盔”加入了褐衫军，使冲锋队人数进一步暴涨。
1934年初，褐衫军人数已经是一年前的4倍，高达300万；如果把钢盔和其他准军事组织算上，一共有450万。如此庞大的规模使第三帝国的陆军相形见绌：那时候由于《凡尔赛和约》的限制，陆军规模被控制在10万人以下。当然，尽管有《凡尔赛和约》限制，陆军的装备和战斗力仍要比褐衫军强太多。1933年初爆发内战的不祥之兆似乎又出现了。
许多冲锋队员之所以心怀不满，不仅是因为嫉妒陆军，或者对1933年6月之后日渐稳定的政局缺乏耐心。许多老资格成员讨厌1933年初搭上呐粹运动便车的新人，他们和前钢盔成员关系尤其紧张。这一矛盾愈演愈烈，1934年最初几个月斗殴和混战事件大量增加。因为一位冲锋队指挥官被一个前钢盔组织成员杀害，波美拉尼亚（Pomerania）警方查禁了一些以前属于钢盔的组织（那时叫国家社会主意前线战士联盟）。
然而，褐衫军老成员的不满不止于此。消灭反对派之后，许多人曾经希望能够获得丰厚回报，可是结果却令他们大失所望，倒是和纳粹党合作的一些地方政治家和保守派得到了最好的差事。一个出生于1897年的褐衫军活跃分子在1934年写道：
“夺权之后，一切都大变样了。那些一向看不起我的人现在都对我另眼相看。以前我经常和家里人以及亲戚争吵，但现在我成了老大。我的冲锋支队规模不断扩大，1933年1月还只有250人，到了10月我已经有2,200人。我因此在圣诞节时被提拔为冲锋队高级指挥官。不过这些庸俗鼠辈越是称赞我，我越怀疑这些混蛋是不是在心里认为已经把我玩弄于股掌之间……但是“钢盔”们来了之后，一切都完了。我跟这些残余保守势力对着干，这些人总是暗地里使手段，让我在我的上级面前出丑，在冲锋队办公室和警方那里说我的坏话……终于，我成功当上了某市市长……现在该对付那些高高在上的庸俗鼠辈和旧时代的反动残余了，我要拧断这些混蛋的脖子。”
这种感觉在很多冲锋队老兵身上更为强烈，因为他们未能像上面这个人那样手握权力。
一些褐衫军年轻成员无法在政治上为暴力冲动找到发泄口，便不断卷入国内的各种打架斗殴事件之中，其中很多都没有明显的政治动机。成群结队的冲锋队员喝得烂醉，在深夜里喧哗闹事，殴打无辜路人，如果警察前来制止，还公然袭警。
令局势变得更糟的是，1933年12月，罗姆剥夺了警察局和法院对冲锋队的司法权。队员们被告知，从此以后，冲锋队的纪律问题要内部处理。尽管检察机关还在继续起诉冲锋队员，但这却给了司法机关不作为的借口。但是不久之后，罗姆发现要给冲锋队单独建立一个新的司法系统有更多的麻烦，因为新系统首先必须追溯处理截至1934年5月将被起诉至法庭的党卫队和冲锋队。这些各类起诉多数都是从1933年最初的几个月开始的，有超过4000例。此外还有很多起诉遭到驳回，更多的犯罪行为则从未被起诉。即便如此，要处理的案子也很多。而且，由于军方有自己的军事法庭，如果罗姆在冲锋队内部建立了类似机构，将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冲锋队能够与军方平起平坐。1933年7月，罗姆曾在私下里说，如果一个冲锋队员被杀，负责审判的冲锋队领导人将有权对最多12名“制造谋杀案的敌对组织”成员判处死刑。这足以显示出罗姆想要建立的冲锋队法庭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