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帝国收支平衡适应出口波动的主要方法是控制进口的相应变动。国外上升的经济周期增加了英帝国的出口量，这从两个方面引起了进口中相应的变动：首先，贸易条件的改善提高了实际收入，而相对价格的下降使得进口更具吸引力；其次，需求的增加刺激了国内生产，增加了对中间产品进口的需求，并且通过提高实际收入增加了消费品进口。因此，尽管贸易流动是不平衡的根源，但是它们同时也是第一道防线。
然而，进口中的变化只能弥补出口中部分自发性的波动。因此需要第二道防线来控制出口减少导致的黄金流失，即外国存款和外国有价证券总存量的变化。与英帝国进行贸易往来的国家在伦敦持有英镑余额。例如，当印渡与英帝国的贸易平衡产生盈余时，印渡不会在英格兰银行将累计的英镑兑换为黄金，而是将其投入到伦敦的证券余额中。
因此英帝国的贸易赤字产生了抵消性的短期资本流动，尤其是当赤字集中在欧洲内部时。外国存款的改变只能抵消部分赤字，因为英帝国的贸易伙伴只在伦敦持有部分储备，有些甚至根本不在伦敦持有储备。更重要的是，国外经济周期衰退导致贸易额下降，于是外国人可能会减少在伦敦的商业余额，因此资本账户可能出现疲软。此外，英镑的储备货币地位充当了第二道防线，它将收支平衡与出口市场冲击隔绝开。
银行体系通过陶西格、怀特和惠尔强调的机制提供了第三道防线。当出口增加刺激国内活动，而货币需求和信贷需求同时上升时，银行体系可以在不发生黄金进口的情况下提供余额。然而这一机制没有与经济周期各阶段的相同力量进行合作；在周期高峰时，银行体系贷出额达到极限，政府就不能通过未持有额外储备的银行体系来适应增加的货币需求。相反，在周期低估时，银行信贷供给更具有弹性。更重要的是，在银行货币弹性较低的国家，仍需要通过大量黄金转移来进行调节。例如，美利坚的货币供给非常缺乏弹性，因此不仅在经济周期中，在整个季节性周期中都会频繁发生大量的黄金流入和流出。
英格兰银行提供了最后一道防线。从这个角度对英格兰银行的作用进行分析后可得，当简单的物价——现金流机制模型假设的自动方式无法调节英帝国收支平衡时，中央银行管理也无法独自进行调节。然而，英格兰银行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提高贴现率和预付款率（通常是等价的，但不总是相等）、增加对可再贴现票据的限制、增加从证券经纪人处获得的借款、并最终开放市场销售，从而对市场利率施加向上的压力以吸引外购短期资本。
当伦敦贷给海外借款人的资本发生浮动时，收益首先会存入借款人账户。除非这些存款被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对外贷款都无法对收支平衡产生直接影响。换句话说，在短期内，构成英帝国第一道防线的外国存款是唯一需要的防御。一旦借款人开始购买商品，英帝国的出口就会相应增加。然而，我们也不应该夸大这一机制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国内贷给海外借款人的新资本方向发生改变，从而导致国内投资减少，而这将相应地减少英帝国的进口并增加国内可出口商品的份额。因此，英帝国收支平衡的加强构成了第二道防线。在国内支出减少导致信贷需求下降的情况下，英帝国银行体系对信贷供给的减少产生了强化效应。最后，英格兰银行可以进行干预来阻止任何剩余黄金外流。
然而，这些都不能解释在发生大规模对外贷款时，英帝国出口相对价格为何会上升。在某种程度上，英格兰银行对初级商品价格采取行动所带来的影响可以解释这一问题。对于持有原材料存货的贸易商来说，较高的利率增加了运输成本，银行贴现率的上升诱使其清算股票。不管他们是在市场上抛售股票或者简单地推迟再购买，都会导致初级商品价格下降。正因英帝国进口这些商品，所以银行贴现率下降对商品市场的影响导致了进口价格的下降。
更重要的是，刺激英帝国出口需求的海外发展会诱使英帝国扩大对外贷款。北美铁路的西扩、自然资源的发现、近期结算区域农业和工业生产的快速发展都提高了经济活动水平，同时也提高了其他国家和大英帝国的购买力。随着外国的快速发展，英帝国储户受到国外投资机会的吸引，同时也刺激了伦敦资本市场的海外发行。即使是在此之前，海外收入的增加就已经开始推动英帝国出口额上升。外国收入的自发性增加（从英帝国收支平衡角度看是自发性的）和英帝国对外贷款引起的外国需求上升都可能导致英帝国出口的增加。
国内投资的海外资本发行替代可能会通过自身来降低对英帝国制成品的需求，因为英帝国企业比外国企业更加依赖于英帝国资本设备。但是由于外国收入增加时英帝国对外贷款会做出相应的回应，因此这一替代通常会伴随着英帝国商品的外国需求增加。同时，外国生产力增加了英帝国进口商品的供给，并对其价格施加向下的压力。外国发展增加了对英帝国进口商品的供给和对英帝国出口的需求，从而促进了对外贷款。因此对外贷款通常伴随着英帝国贸易条件的改善。
在金融危机中还需要另外一种反应。贸易和外国平衡都没有理由对稳定趋势过程产生影响。在第一道防线受到破坏后，重担正好就落到了英格兰银行头上。当银行的保护带被移除后，就露出了其掩盖的脆弱骨架。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很少会超过4000万英镑，这与俄罗斯和法国分别持有的1亿英镑和1.2亿英镑形成了鲜明对比。其储备在国家货币供给中仅占据3%的份额。在危机时期，英格兰银行不得不用“薄薄一层黄金”来维护英镑平价。而英格兰银行努力所获得的成功直接归功于国际合作。
1890年的巴林危机、1906年的英镑危机和1907年的美利坚金融危机都暴露了这脆弱的黄金层。巴林家族借入资金来购买阿根廷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债券，而当阿根廷革命的消息传到伦敦后，这些债券市场纷纷发生崩塌，因此巴林家族偿付债务的能力受到威胁。人们对英帝国其他金融机构的信心也遭受打击，尤其是巴林家族发放贷款的机构，比如Martins and Glyn，Mills，Currie&Co等。由于居民撤出存款，黄金开始从英格兰银行流入国内循环。在1890年11月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英格兰银行的储备降至1.1亿英镑以下。而仅巴林兄弟就需要400万英镑的注入来避免倒闭。
如果将英格兰银行大部分的剩余储备用于国内用途，那么会威胁到英镑可兑换性的公信力。“英格兰银行储备已经降至最低限度，”《经济学人》如是评论，“这仅仅只够满足普通家庭需求，远远不能满足额外需求。”为了履行国内最后的贷款人功能，英帝国在内部和外部责任中左右为难，这一困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痛苦经历非常相似。
为了重建1889年跌入谷底的黄金储备（仅900万英镑），英格兰银行于1890年夏季上调了贴现率。当年11月，随着伦敦财政困难的流言扩散开来，黄金迅速地流出英帝国。英格兰银行于11月的第一个星期中再次提高了贴现率，以应对鹅国银行及随后的西班牙对黄金的抽离。但这仍然未能力挽狂澜。尚不明确的是，贴现率的进一步上升意味着对黄金的吸引还是仅仅标志着英格兰银行困境的程度。英格兰银行的苏格兰籍行长威廉·利德代尔相信，在较长时间的延迟之后，高贴现率才会对黄金流的方向产生重大影响。
外国中央银行撤出黄金预示着英镑的可兑换性受到质疑。这说明英帝国不得不在金本位制和国内银行体系稳定间做出抉择。据称，当时的英帝国前首相塞西尔伯爵（Lord Salisbury）在当年11月中旬就做好了官方中止《英格兰银行条例》的准备。
幸运的是，国际合作解决了这一困境。英格兰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