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4月30日星期天的早晨，纽约世界博览会的大门被打开了。
这次世博会的主题是“明天的世界”。开幕式在一个被称作“和平之宫”的巨大围场上举行。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浓云密布的天空之下，他们当中是否任何人都不曾想到这两个短语所提出的那个颇具讽刺意味的问题呢？
这里，你周围的一切，都是霉国梦的化身。大胆的现代建筑，有时朴素，有时浮华，但始终缺乏传统的古典装饰或哥特式装饰，五光十色，熠熠生辉——让大多数游客第一次有机会目睹现代建筑师们能够做什么，如果国家的经济形势允许他们参与大规模建筑的话。花园，喷泉，从建筑物上飞流直下的瀑布；到处回响着音乐；夜里，华灯初上，照同白昼。发明和工业效率的奇迹让人目瞪口呆。这里有一种节日欢庆的感觉。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暂时感觉到自己即使不是一位国王的话，至少也是一个欢乐而友好的国家的公民，是洁白无暇的工业工程的受惠者，你可以沿着泻湖一路闲逛，可以注视着五颜六色的焰火绽放，可以观看高高的尖塔刺向火树银花背后的天空。在这里，通用汽车和雷明顿兰德与WPA并肩而坐，苏联向人们展示了她的欢乐，不久之后，人们会把它们跟伊斯曼&柯达的欢乐相比较；在这个虚幻的天堂里，看不到社会阶层，看不到民事争端，看不到国际仇恨，看不到凄凉贫民窟里肮脏日子的丝毫线索，看不到经济衰退的悲苦烦恼。这里是一场财富、奢华和美之梦，每个角落里都有可口可乐，公共汽车的喇叭愉快地演奏《纽约人行道》（The Sidewalks of New York）。
大门的外边，是一个这样的国家：它三分之一的公民依然“住得很糟、穿得很糟、吃得很糟”；是一个这样的世界：其真正和平的希望似乎已经永远离去。对美利坚来说，真正的“明天的世界”将会拥有什么呢？
美利坚基本的经济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摇摇晃晃地爬出大衰退的深渊，使得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调整指数攀升到了1939年8月的120。但这仅仅只比它在新政蜜月期间所达到的点数略高一点；据全国工业委员会的估计，依然有950万人失业。工作救济的庞大计划，日益明显地变成了一个悲剧性的权宜之计，随着一年年的拖延，正在使得很多（即便不是大多数）不幸依赖工作救济为生的人变得意志消沉。尽管它被设计得非常慷慨，在艺术以及某些深受欢迎的民用设施改进上产生了一些非常不错的业绩，并至少让数百万男男女女不至于陷入匮乏和绝望的困境，但是，作为一项长期制度，WPA所提供的依然是一个无法忍受的前景——它开始看上去实在太持久了。农业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尽管农业部长华莱士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相反，美利坚的“常平仓”似乎成了“长期补贴仓”。一个仁慈的政府可以减轻很多被逐出土地的家庭的痛苦，但它却赶不上拖拉机，后者把全国各地更多的家庭赶出了土地，使之加入到无家可归的流动大军中。华盛顿既做了好事，也做了蠢事，但是，消失于1929年的繁荣，看上去依然像天边的彩虹一样遥不可及。美利坚难道终于符合了这样一句格言：当人口增长放缓的时候经济增长也必定放缓？它难道必须要么接受这种繁荣黄昏的持续（加上养活失业者的负担日益沉重），要么接受物价、工资和债务的严酷紧缩，直至剩余劳动力能够被吸收——这样一次紧缩可能比1929～1933年间的紧缩更难以忍受？没有一个人喜欢这样的前景。好吧，那么就来一次战争繁荣如何？这样获得的增长不可能持续。一次投机繁荣呢？那也会带来自我毁灭的种子。如果没有资金稳定地流入新的投资（加上对民众购买力的维持），而且这种流动依然受到阻塞，那么，美利坚的经济就不可能有健康的扩张。
是什么在阻塞新投资呢？如果不考虑20世纪30年代最重要的经济发展之一，这个问题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回答，这个发展就是：我们称之为经济霸主的大公司越来越重要。人人都知道，联邦政府的权力在这10年有了巨大的增长，直至它的手指伸进了国家的每一个犄角旮旯。人人都知道，各种在个人或小团体的基础上管理运作的活动和事业如今都变得社会化了——直至就连那种粗犷的个人主义者的公司——医疗行业——也发现，自己正在跟步步进逼的集体医疗，甚或是国家公费医疗战斗。并非人人都知道的事情是：集中化的趋势，社会和经济行动的单位越来越大的趋势，也达到了令人为之动容的程度。
诚然，那些疯狂的日子已经过去——在那些日子里，企业发起人们把公司合并为超级公司，再合并为超超级公司，控股公司的金字塔被叠到4层、6层，甚至8层高，华尔街一小撮人玩弄纸做的股票，认为他们正走在控制所有美利坚企业的康庄大道上。有些金字塔已经在大萧条中倒塌了，另外一些至少部分地被一届反对这种做法的政府给夷为平地；至于其余的控股公司，它们冲天高涨的日子也已结束——至少眼下是这样。公众不再渴望英萨尔们或范·斯维林根们繁荣兴旺。然而，大多数在1929年之前那一代人的时代，尤其是在1929年之前的那10年被整合到一起的大公司结构，在风暴过后依然完好无损地耸立着。
不仅如此，而且一般而言，也正是这些大公司，在30年代好歹通过做生意挣到了一些钱。我们不妨看看E.D.肯尼迪的《要支付的红利》（Dividends to Pay）中所给出的那些颇能透露内情的数字吧。在1935年，美利坚有将近50万家公司，它们挣得了超过16亿美元的利润——但是，如果你不把960家最大公司计算在内的话（在纽约证券交易所，这960家公司的股票交易活跃，标准统计公司会列出它们的收益），那么，这个集合利润就变成了赤字。简言之，在1935年，从整体来说，这960家大公司挣了钱；其余大约475000家小公司赔了钱。肯尼迪先生没能显示1937年绝大多数公司发生了什么，因为政府的数据尚未发表，但他能够进一步追踪位于顶端的960家公司的财富，他的发现被证明是更富有启发性的。这960家商业贵族在1937年所挣到的钱当中，超过60%的钱恰恰是由其中42家公司挣到的，将近四分之一（24%）是由其中最大的6家公司挣到的。
（你想知道这6家公司的名字么？它们是：通用汽车、美利坚电话、新泽西标准石油、美利坚钢铁、杜邦和通用电气。不出意外的的是，这六家公司股权结构与管理结构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因它们陆续引入了由环球共同信托基金牵头发起的银团的注资来实现“浴火重生”，所需付出的代价是决策权与原始股，至少不能低于总股本的20%吧？）
不妨想象一下，你自己创立一家新公司，去跟这些巨人之一，或是一群规模稍小的巨人竞争，而他们拥有巨大的资源，有能力通过互惠互利和商业谅解（即使不再通过迂回手段）来维持价格，那么你就会开始理解新投资为什么不兴旺的一个原因。太多你愿意走的路都已经被那些有能力把大路据为己有的先行者给占据了。应该顺带补充一句：这些大公司如今越来越不依赖于华尔街的投资公司提供资本了；它们能够自掏腰包来维持、革新，甚至扩张它们的工厂。
华尔街银行家们风光无限的日子多半已经成为过去——不仅因为政府的限制，而且也因为大公司变得比银行更加强大。下面这个事实难道与此完全无关么：在这10年的最后两三年里，几家大公司（尤其是美利坚钢铁和通用汽车）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缩小了那些本质上代表华尔街的企业高管和董事的权力以及传统的资本权力，增加了那些代表现任管理层的人的权力，或者是增加了代表华尔街之外的地方商业利益集团的董事？诚然，这样的举动的背后无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