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金本位制的特殊结构加剧了国家金融体系的弱势。该金本位制是涉及多国储备货币的黄金交换制度。除黄金之外，中央银行有权以可兑换外汇的形式持有一部分储备来应对国内债务。它们主要持有美元、法郎和英镑，并以可以忽略不计的成本改变外汇投资组合。中央银行采取一切激励来对冲风险，包括一旦国家发行陷入困境，就马上出售疲软货币。如果外国中央银行选择改变其外汇组成，那么外部地位中的微小破坏都会被放大。
20世纪20年代，国际储备中外汇所占份额至少是一战前水平的1.5倍。相对于货币黄金，外汇的储备逐渐增加，而储备国维持黄金可兑换性的能力遭到了质疑。考虑到黄金供给缺乏弹性，这一点反映了外国货币平衡的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强调的问题——以黄金可兑换性为基础但是为增加流动性而依赖外国货币的体系中的动态不稳定——也出现在了20世纪20年代。
如果有不同之处，那么就是20世纪20年代里的问题更加令人恼火。在特里芬的时代，中央银行在主要持有美元的同时，可以将其兑换为黄金。而在20世纪20年代，它们没有被迫在利息收益和安全之间做出抉择，它们能够单纯地将一种储备转换为另一种。
如果说金本位制导致了严重的衰退，那么它的终结是否能将世界从大萧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呢？根据传统思想，金本位制的废除会导致货币贬值，但是货币贬值并不能改善废除金本位制国家的状况，反而会加剧仍保留金本位制国家中的大萧条——
这与现实完全相背离！贬值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几乎在任何尝试过的国家中，货币贬值都刺激了经济恢复。在废除了金本位制的国家中，价格得到稳定，而本国的产出、就业、投资和出口的增长都远远大于坚持金本位制的国家。
货币贬值的好处是它解放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政府不再需要限制国内信贷来维持可兑换性，也不需要在已经混乱的国家中缩减公共支出。当1931年9月英镑被迫贬值时，凯恩斯这样说道：“所有的英帝国人民都为我们的黄金羁绊破裂而欣喜。”
金本位制不仅是阻碍经济恢复的一系列制度，还是一种思潮。尽管为了采取紧缩政策必须废除黄金的可兑换性，但是这仍旧不足以满足需求。金融危机可能会迫使一个国家废除金本位制，但是并不能使其摒弃传统金融观念。只有抛弃了传统金融观念，经济才有可能得到恢复。当贬值促进国内信贷扩张时（比如在比利时），国内开支才能推动经济恢复。产出和就业对需求变化做出了快速反应。因为信贷扩张抬高了国内价格，所以国内货币中真正的汇率不会发生巨大变化（相对于国内同行业的开支，以国内货币描述的外国商品开支）。而国际竞争力并没有提高。如果真的发生了变化，那么就是出口开始缓慢上升；即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贸易平衡也只会缓慢加强。
在货币贬值并没有促进国内信贷扩张的国家中（例如捷克），出口扮演着重要角色。相对于国内商品，贬值提高了国外商品的价格，使得需求转向国内，因此仍然有可能恢复经济。但是国内信贷扩张减少，意味着通货膨胀减少。由于出口更具有竞争力，贬值也巩固了收支平衡。黄金进口满足了随着经济复苏而增加的信贷需求。但是由于国内需求较低，产出和就业恢复缓慢。英帝国等国家采取了与这些极端不同的温和措施。其他的国家中（比如法兰西）一旦发生货币持续贬值，他们就会采取措施抵消利益。
与金本位制度相比，大多数国家摒弃金本位制传统观念的过程更加缓慢。
在中止黄金可兑换性之后，通货紧缩行为就不太可能受到刺激。官员们需要半年至一年的时间才能开始扩大货币供给。他们需要在这段时间内使公众和决策者相信，摒弃黄金并不会导致通货紧缩威胁（这是质疑金融传统观念的必要先决条件）。只有政府对政策进行刺激，最终才能将本国经济引导至恢复的道路上。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货币贬值不会快速促进完全就业。因此，导致恢复缓慢的原因是没能采取更加扩张性的政策，而不是货币贬值本身。对贬值有益影响的分析与大多数文献中的消极评估不同。然而，此处展示的修正主义观点至少在一个方面可以与现有的解释相媲美——臭名昭著的“以邻为壑”效应。而这些影响并不成立。通过调整相对价格和将需求从国外转向国内商品等手段，贬值促进了倡导国的经济恢复。它在增加国内商品需求的同时，还加剧了国外竞争力问题。“以邻为壑”效应影响的大小取决于伴随贬值的政策本质。贬值国越是扩大国内信贷，进口商品和其他商品的国内支出水平就越高。越是扩大国内信贷，贬值带来的资本流入就越少。而坚持金本位制的国家遭受的储备损失更小，并且不必将货币供给调整到同一水平。
外国可能会遭受损失，但是决定权在它们自己手中。事实上它们有能力完全避免破坏性影响。它们也可以选择摒弃黄金并紧缩通胀。如果所有国家都贬值，那么有益影响就会消除这一点并不成立。一旦废除了金本位制，所有的国家就会采取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在没有金本位制限制的情况下，国际合作将不再举足轻重。尽管一旦完成贬值循环，就会将货币间的汇率保持在初始水平，但是这也允许各国采取更加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
必须承认的是，贬值的偶然发生方式放大了“以邻为壑”效应。
金本位制国家采取了提高关税和紧缩配额等方式来应对竞争力的丧失。这些措施经常被认为是对国外贬值的回击。尽管总体影响不大，但是保护主义是合作中进一步的障碍。一旦在保护壁垒中扎根，国内生产商就会不遗余力地来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在法兰西等国家中，保护主义者情绪的力量是大萧条国际协调反应协商中主要的障碍。
各国为何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坚持金本位制，以及那些摒弃了金本位制的国家为何不更加积极地实施扩张性政策。为什么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固执地不愿解放金色的羁绊呢？
针对国际经济制定的国内政策的重要性，以及20世纪20年代经济事件对20世纪30年代经济结果产生的持久性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各国不同的决策反映了政治力量平衡的不同，如受益于通货紧缩的贷方和遭受损失的借方，或者是受益于贬值的国际贸易商品生产商和遭受损失的国内贸易商品生产商。农民是贸易商品的债权人和生产者，他们是要求贬值的先锋，或者在德意志等国家中，充当要求外汇管制的先锋。劳动力是矛盾的：工人在生产贸易商品的部门和生产非贸易商品的部门间自由移动，并且对贬值等通过降低雇员生活水平来降低失业率的措施的效力产生了质疑。一旦金本位制与银行体系稳定发生矛盾，金融利益中干预货币制度的传统反对就会被消除。
除了改变政治联盟之外，政策决策还反映了历史经验的影响。政府愿意废除20世纪30年代金本位制的关键因素是20世纪20年代危机的缓解。在战争激烈时，各国经历了昂贵且社会分散的通货膨胀。在德意志、奥地利、匈牙利和意呆利等极端案例中，价格的不稳定发展为恶性通货膨胀。在法兰西、比利时和意呆利等国家，虽然通货膨胀没有达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但是其影响同样巨大。决策者和公众仍然认为金本位制和价格稳定是等价的。他们坚持这一观念，直到1929～1931年价格的崩溃证明了其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人们仍然将“贬值”和“通货膨胀”混用，丝毫没有意识到两者并不完全相同。可兑换性的中止导致了对价格爆炸性上升的恐慌。正如1930～1932年期间的德意志帝国前总理布吕宁在1931年6月向英帝国的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解释的那样：
“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