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教育与宣传部”（Reich Ministry for Popular Enlightenment and Propaganda）是顶着内阁中保守派的反对而建立的，反对者包括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他不信任戈培尔的“社会主义”激进思想。戈培尔在此前几年的宣传战中，没少谩骂“反动派”和民族党人，比如胡根贝格。不仅如此，戈培尔曾亲口承认，“宣传”是个“饱受毁谤、不堪回味”的词。它通常被当作骂人的话使用。因此，用这个词作为新部的名称，可谓大胆之举。戈培尔把“宣传”定义为一门艺术，以此为它正名，说它不是撒谎或歪曲的艺术，而是倾听和沟通的艺术——倾听“人民的心声”，“用人民群众听得懂的语言与他们沟通”。然而“国民教育与宣传部”的权限范围却没有得到明确界定。1932年初，当首次讨论设立这样一个部的时候，小胡子曾打算由它掌管教育和文化领域；但到它成立的时候，教育仍旧按传统方式单独归属一个部，教育部自1933年1月30日开始由伯恩哈德·鲁斯特（Bernhard Rust）执掌。尽管如此，“国民教育与宣传部”的首要目标，正如小胡子于1933年3月23日所说，是集中控制文化和思想领域的所有方面。他宣布：“政府将发起一场有计划有步骤的运动，以恢复国民的身心健康。整个教育系统、戏剧、电影、文学、报刊和广播，将全部用作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它们将得到治理，用于留存永恒的价值，这些价值是我国人民天性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当然了，那些价值指的是什么，要由政府来界定。呐粹党人的行为是基于这样的前提：他们，只有他们，在小胡子的指引下，懂得并理解德意志心灵的内涵。呐粹党认为，数百万不肯支持它的选民——正如我们所知，即使是在1933年3月5日的半民主选举中，这些人也属于大多数——受到了“猶太的”马列主义、“猶太人”掌控的报刊和媒体、魏玛文化中的“猶太”艺术和娱乐活动以及其他类似的非德意志力量的诱惑，这些力量使他们疏离了自己内在的德意志心灵。因此，宣传部的任务是引导德意志民族恢复它真正的天性。戈培尔宣称，德意志人民必须从此“思想一致、行动一致，全心全意为政府服务”。为了实现目标，使用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赞同此原则的呐粹头目远不止戈培尔一人：
“我们此时并不是在设立一个自行其是、自我标榜的宣传部，而是把这个宣传部作为实现目标的工具。如果用这个工具实现了目标，那它就是好工具……宣传部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动员全体国民一致支持民族革命的理念。假如目标刚刚实现，我的方法就被弃用，那根本无所谓，因为宣传部那时已经通过艰苦奋斗实现了它的目标。”
戈培尔接着说道，必须采用现有的最现代的方法。“决不允许帝国落后于技术，帝国必须紧跟技术。只有最新的事物才足够优秀。”
为了实现这些雄心壮志，戈培尔为宣传部配备的人员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呐粹党员，他们不必费神对付文职部门中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作风，这种作风盛行于许多最高级别的国家机关。他们绝大多数是1933年以前的党员，宣传部350名官员中有近百人佩戴着呐粹党的金色荣誉勋章。他们的平均年龄不超过30岁，其中许多人在宣传部中的职务与他们在呐粹党的宣传机关中的职务相同或相似，这两个机构均由戈培尔掌管。3月22日，他们被安置进一座富丽堂皇的总部——威廉广场（Wilhelmsplatz）上的利奥波德宫（Leopold Palace）。它建于1737年，19世纪初由普鲁士的著名建筑师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重新修缮。但是精致的灰泥墙面和石膏装饰图案在戈培尔看来不够现代，不合乎他的品位，于是要求刮掉它们。对新部长来说，等待批准再动工实在太耗时间，于是他走了条捷径，并把过程写在了1933年3月13日的日记里：
“即使是改造和装修我自己的办公室，也要处处受阻，我干脆不再废话，从冲锋队找来一些建筑工人，让他们连夜把石膏装饰图案和木质装饰带拆掉，书架上尘封已久的文件被扔下楼梯，发出一声轰响。只有弥漫的浊尘留了下来，见证着官僚排场的消失。”
迁入不久，“国民教育与宣传部”设立了不同的部门，分管各领域宣传事务，包括广播、报刊、电影、戏剧和“国民教育”，并在1933年6月30日获得小胡子的全面授权，宣布它不仅负责上述领域，还负责代表整个政府处理一切公共关系，包括与国外媒体的关系。这让戈培尔有恃无恐，可以不去理会其他政府部门因为宣传部侵入它们的势力范围而提出的异议。这正是戈培尔在此后的岁月里从事宣传时不止一次需要动用的权力，这些宣传活动被他冠冕堂皇地称为“国民的思想动员”。
呐粹党的许多机关和议员宣称，文化马列主义遍布于魏玛共和国的艺术界、音乐界和文学界。呐粹文化政策的最直接目标就是清除“文化马列主义”，呐粹当局执行此政策的方式，为德国一体化进程无所不至的广度和深度提供了更多的例证（如果我们需要更多例证的话），此进程驯服了社团、知识界和文化界，它们的一致服从是第三帝国得以建立的基础。正
如在生活的其他领域一样，文化界的一体化进程包括：彻底把猶太人清除出文化机构，迅猛地镇压红色党人、社民党人、左翼人士、自由派以及任何有独立思想的人。
当务之急是把猶太人逐出文化生活，因为呐粹党断言，创造了无调性音乐和抽象画之类的现代派艺术形式，以此侵蚀德意志文化价值的，正是猶太人。当然，这种关联与真相实际上遥不可及。德意志现代派文化的维护者并不是猶太人，许多猶太人在文化上其实与德意志的其他中产阶级人士一样保守。但在1933年上半年强权政治肆虐的时候，没人理会这个事实。对于刚刚上台、得到民族党人支持的呐粹政府来说，“文化马列主义”是魏玛共和国最危险，也是最引人注目的创造物之一。正如小胡子在《我的奋斗》中所写：
“艺术马列主义是马列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唯一可能的文化形式和思想表达。”这种文化表达的主要形式是立体主义和达达主义，小胡子把它们与另外一些艺术形式统统归入抽象派。这些可怕的东西越早被真正的德意志文化取代越好。因此，国家社会主意革命的目标，不仅是要消灭反对派，也是要改造德意志文化。
大清洗及其引发的出走潮，例如可以从呐粹上台最初几星期的德意志乐坛观察到的情形，并非无人评论。1933年4月1日，驻美利坚的一群音乐家给小胡子本人拍发了抗议电报。呐粹政府以其特有的方式做出回应：德意志国家电台立即禁播电报签名者的作品、音乐会和唱片，包括指挥家谢尔盖·库塞维斯基（Serge Koussevitsky）、弗里茨·莱纳（Fritz Reiner）和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德意志国内批评大清洗的人之中，最著名的是威廉·富特文格勒。从许多方面看，富特文格勒都是一位保守派，例如他认为，猶太人不应在文化界被委以重任，多数猶太音乐家并非由衷热爱德意志音乐，猶太记者应该被逐出新闻界。他曾写道，非日耳曼人从未写出过一部真正的交响乐。他不信任民主制度，不信任他所谓的魏玛共和国时期“猶太——红色主义的成功”。因此，他在原则上并不反对呐粹党的上台，也根本不觉得受到了它的威胁。富特文格勒享有极高的国际声誉，1920年代一直担任维也纳爱乐乐团（Vienna Philharmonic）的指挥，并且两度在纽约爱乐乐团（New York P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