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是魏玛共和国最后几年里德意志最著名的哲学家，为他赢得巨大声望、使之被奉为思想家的，主要是1927年出版的巨著《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 ），这部专著阐述了哲学的基本问题，比如存在的意义与人性。
这本书深奥难懂，行文之晦涩常常令人生厌，它运用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现象学方法来解释困扰着古希腊以还的哲学家的问题，胡塞尔是他的老师和弗赖堡大学哲学系的前任系主任。此书一出即被誉为经典。在后来的岁月里，海德格尔的思想对法国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及其追随者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此书的悲观气质更为直接地表明，海德格尔已逐渐从天主教思想中解放出来（他1889年生于天主教家庭），转向一种更受新教思维方式影响的思考模式。尤其到魏玛共和国末期，海德格尔逐渐相信有必要重建德意志人的生活与思想，开启精神团结与民族救赎的新时代。到1930年代初，海德格尔开始认为自己已在国家社会主义里找到了他所寻觅的答案。
海德格尔在1932年已暗中与弗赖堡的国家社会主意德意志学生同盟的领军人物建立了联系。他毫无大学管理经验，但在呐粹党掌权之后，教授中的一小群呐粹党员认为校长职位非他莫属；海德格尔的学术声望和政治信仰，也使他成为取代预定于1933年4月就任校长之职的自由派教授威廉·冯·默伦多夫（Wilhelm von Mllendorff）的合适人选。海德格尔渴望得到这个职位，遂与刚刚呐粹化了的巴登教育部接洽；而默伦多夫则迫于本地和地区级报纸对他进行的人身攻击而选择退出。呐粹教授们推举了海德格尔，在大学内外共同施压之下，他获得了几乎全体教授的支持票，于1933年4月21日正式当选为校长。
实际上，在弗赖堡大学的93位教授中，有12位猶太人，他们是仅有的不支持海德格尔的教授阵容，但他们无法参加投票，因为巴登地区的帝国行政长官、呐粹党支部书记罗伯特·瓦格纳（Robert Wagner）援引4月7日颁布的法律，已将他们作为“非雅利安人”予以停职。5月27日，海德格尔发表校长入职演说。他对汇聚一堂的教授和身穿褐衫的呐粹要员宣告：“‘学术自由’将不再是德意志大学生活的准则，因为这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它只起消极作用。它意味着缺乏关怀、观点武断、主观倾向性明显、行事首鼠两端。”他说，时代要求大学在德意志民族中寻找精神支柱，在德意志民族此时正履行的历史使命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德意志学生正在做开路先锋。海德格尔的演讲充斥着“统帅原则”的新式语言，开篇头一句就对听众说他接任了“这所大学的精神统帅”，并且借用封建用语“侍从”指代学生和教师，这与呐粹头目当时在劳资关系方面的普遍做法如出一辙。从新校长使用的上述概念可以清晰地看出，学术自由（无论它的定义是什么）确实已成往事。为了用有象征意义的方式强调这一点，在典礼结束时，与会的教授和来宾齐唱《霍斯特·韦塞尔之歌》，典礼节目单背面印着歌词，并且提示唱到第四段时应该举起右手，唱毕应高喊“胜利万岁”！
海德格尔不久就着手把弗赖堡大学纳入一体化进程。他已于5月1日“劳动节”那天在媒体的大力宣传中正式加入呐粹党，此时又在大学管理中采用统帅原则，绕开或者压制大学里那些按照民主代议制运作的团体，并且参与起草巴登地区的一部新法律，该法规定校长为不经选举产生、不限任期的大学“统帅”。不久，他知会巴登教育部：“我们现在必须投入全部力量征服智识阶层和学术界，使之支持国家政治的新精神。这场交锋将不会轻松。胜利万岁！”德格尔用不实的指控向州政府告发了同事、化学家赫尔曼·施陶丁格（Hermann Staudinger），并协助政治警察调查他，不过警察最终没有采信这些指控，而且施陶丁格申辩说自己的工作对国家具有重要意义，遂得以留任。海德格尔还乐于执行解聘大学教师中猶太人的规定，仅要求对两位国际知名的学者网开一面：一位是语文学家爱德华·弗伦克尔（Eduard Fraenkel），但他还是被解雇了；另一位是化学教授格奥尔格·冯·海韦西（Georg von Hevesy），他拥有广阔的国际人脉，是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巨额研究资金的接受人，他得以留任，直至次年移居丹麦。那些被迫与大学断绝关系的猶太人包括海德格尔的助手维尔纳·布罗克（Werner Brock）和导师埃德蒙德·胡塞尔，有人说海德格尔亲自下令禁止弗赖堡大学图书馆保存胡塞尔的著作，但这个一再被转述的故事并无根据。胡塞尔是一位爱国的民族主义者，其子在一战中阵亡，他认为自己与海德格尔之间有私谊，因此对自己受到的待遇深感失望。他在5月4日写道：
“唯有未来可以对此做出评判：在1933年，何处是真正的德意志，谁是真正的德意志人——是那些赞同如今大行其道的、或多或少带有唯物主义虚无感的种族偏见的人，还是那些心地纯良、思想纯正的德意志人，即德意志伟大先贤的传人，他们尊敬并传承着先贤的传统。”胡塞尔于1938年去世时，海德格尔没有参加葬礼。
海德格尔加入了四处蔓延、迅速升温的小胡子崇拜，他告诉学生们：“元首，唯有元首本人，才是现在与未来的第三帝国现实，以及第三帝国的法律。请记住：从今以后，遇事要有决断力，行动要有责任感。元首万岁！”他的雄心甚至膨胀到试图与志趣相投的其他大学校长合作，从而成为全国大学体系中的领军人物。在1933年6月30日的演讲中，他抱怨“民族革命”尚未触及多数大学，鼓励海德堡大学的呐粹学生发动一场激烈的运动，驱逐校长、保守派历史学家维利·安德烈亚斯（Willy Andreas）。
在一个星期后的7月8日，安德烈亚斯被呐粹党人选威廉·格罗（Wilhelm Groh）取代。但海德格尔毫无政治经验，很快陷入大学里司空见惯的关于聘任事务的纠葛，不敌巴登教育部官僚的手段，遭到了褐衫学生的嘲笑，他们认为海德格尔不过是个空想家而已。
在柏林有报道显示，到1934年初，海德格尔已确立了其“国家社会主意哲学家”的地位。但在呐粹思想家看来，海德格尔的哲学过于抽象难懂，似乎用处不大。他在同事中间拥有广泛的影响力，是因为他倡导重新关注知识与真理的基本价值，进而主动把第三帝国的大学生活与国民生活重新联结起来。这一切听起来非常宏大。尽管他的介入受到了许多呐粹党徒的欢迎，但细究起来，他的想法与呐粹党的目标似乎并不真正合拍。难怪他的敌人能够争取到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的支持，罗森贝格本人的志向就是成为国家社会主意哲学家。
校园政治的琐屑在海德格尔看来，可悲地显示出大学里所缺失的正是他希望弥漫于校园的那种新精神，他对这种琐屑越来越厌倦，加之无缘发挥国家级作用，海德格尔遂于1934年4月辞职，但他继续支持第三帝国，始终拒绝反思自己在1933～1934年的所作所为，直至1976年去世仍不肯为此道歉。
呐粹管理层在各大学行事较为便利，因为不同于有些国家，第三帝国的院校全部由国家出资，大学教师都是公务员。因此他们直接受1933年4月7日法律的影响，该法律规定开除政治上不可靠的政府雇员。到1933～1934学年开始时，编制内的7758名大学教师中共有1145人被解聘，占总人数的15%，其中包括313位教授。在柏林和法兰克福，解聘比例达到近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