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导致了社会危机，社会危机则为法西嘶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土壤。早在1916年，国家主义者德富苏蜂就曾鼓吹“本帝国之使命乃彻底推行亚细亚门罗主义”，应放弃对美英协调的外交路线，并“荡扫白阀之跋扈”。近卫文麿也曾在1918年召开凡尔赉会议之际撰文，声称本应“排除美英本位”的国际秩序。被法西嘶分子奉为理论鼻祖的北一辉则在1923年的《本改造法案大纲》中喧器，“大本帝国内忧外患，面临前所未有之国难”，当此之际，本只有仰赖天皇实行“国家改造”方能渡过难关。他还主张对所有私有财产实行数量限制。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危机时期，这些论调不仅在城乡下层民众中颇受欢迎，而且在军队的中下级军官及士兵中也急剧地扩大着市场，一时间，“昭和维新”、“国家改造”成了最具蛊惑性的时代口号。
20世纪30年代前期本法西嘶运动的主要力量来自民间右翼和军队中的中下级军官，当时最具影响的若干秘密法西嘶组织有，井上日昭为首的血盟团，权藤成卿、孝橘三郎领导的爱乡塾，桥本欣五郎、大川周明为首的樱会等。这些法西嘶势力在认识上的共同点是，政党无能，公卿无用，财阀自私，军部上层无作为，因此均在打倒或排除之列。但是在行动的策略和方法上，彼此之间又有很大差异，血盟团的宗旨是直接行动，对公卿、元老、政党顿袖、财阀首领实行“一人杀一人主义”；樱会的策略则是，通过兵变，推举荒木贞夫等“皇道派”将军上台执政，进而一举废除政党政治，降服财阀，在军部的领导下推行“昭和维新”。至1937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法西嘶势力先后制造了以下事件：
1931年1月14日，爱乡塾的右翼青年佐乡屋留雄刺杀内阁首相浜口雄幸，浜口重伤后死亡。1931年3月和10月，桥本欣五郎、大川周明领导的以校级军官为骨干的樱会两次策划兵变（“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因被告发未遂。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在高级参谋石原莞尔等策划下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武力占领华夏的东北地区，并迫使政府事后追认关东军的擅自行动。
1932年2月9日，血盟团的小沼正枪杀前大藏大臣、民政党选举委员长井上准之助。
1932年3月5日，血盟团的菱沼五郎枪杀三井合名理事长、本经济联盟会会长、本工业俱乐部理事长团琢磨。1932年5月15日，陆海军下级军官和农民敢死队袭击首相官廊，枪杀首相犬养教，并装击了警视厅、政友会本部、三菱恨行、日本银行等（史称“五一五事件”）。1935年8月12日，皇道派军宜相泽三郎中校在陆军省办公室内用刀劈死军部“统制派”领袖军务局长永田铁三少将。
1936年2月26日，皇道派军官组织1500名官兵发动兵变，袭击首相官邸和政府主要机关，杀死前首相、内大臣斋藤实和前首相、大藏大臣高桥是清，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和天皂侍从长铃木贯太郎重伤。同一时期，法西嘶思想统治骤然加强，大批日共人士和进步人土受到迫害乃至被捕入狱，京都大学的泷川幸辰教授因主张自由主义刑法学说被免职。在所谓的“国体明征”运动中，贵族院议员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被取缔，本人亦被免职。
法西嘶势力制造的一系列白色恐怖事件，结束了本近代政党组阁执政的历史，吓坏了财阀，也动摇了许多革命志士的斗志，结果出现了一股各种政治势力屈服于法西嘶压力而纷纷“转向”的风潮。
财阀的转向以三井、三菱最具代表性。团琢磨死后，掌握三井实权的常务理事池田成彬采取了如下改革揩施。1933年，以支持社会公益事业为名，投入3000万日元基金，成立三井报恩会。此外，截至1936年，三井还以国防建设、救济贫民、振兴文化、扶植教育等名义，无偿捐款1260万日元；三井家族任期届满后一律退出领导第一线；缓和总公司对分公司的直接统制；实行公司全员退休制度。池田还经常与北一辉等民间及军部法西嘶分子秘密接触，屡施贿赂，联络感情，从而得到法西嘶势力的信任，以致在战时出任了大藏大臣。三菱的做法则是，截至1935年，4年间向社会捐款1763万日元；部分公开公司管理事务；制定“追求奉公、立业贸易、处事光明”的所谓公司“三纲领”,旨在社会中树立公司的新形象。
法西嘶的猖獗，不仅使资产阶级政党退出政治前台，也使社会主意运动遭遇到空前的挫折。1932年，号称无产政党的社会民众党和社会大众党先后在党的宣言中明确宣布，支持本在1931年发动的侵略华夏东北的战争。1933年6月，日共领导人佐野学、解山贞亲在狱中发表“转向声明”，承认以往反对天皇制是一种“错误”，表示搠护现行体制，并支持本对华夏发动的所谓非指向华夏人民的侵略战争。
民间右翼和军部皇道源通过“下克上”、“下促上”的法西嘶运动改变了本政治，但是充分利用形势并最后事受法西嘶运动成果、迸而切实掌握本国家权力中枢的却是军部上层的另一个法西嘶派别统制派。统制派与皇道派虽然在军部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目标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反对皇道派“下克上”的无法无天行为，主张在天皇的一元统治下，实现政治、思想、文化、经济上的高度统一，以便最大限度地集中国力，实现本的大陆扩张计划。
法西斯运动的兴起，不仅改变了本国内的政治格局，而且直接影响到本的对外政策，使其走上了孤立于国际社会并与美英强国对抗的道路。
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理事会于1931年10月24日，以13比1（本）作出了本在华夏东北限期撒军的决议。但本置若罔闻，加快了占领东北全境的步伐，并制造“一·二八事变”,把战火烧到沪上，同时于1932年3月1日扶植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儒政权。1933年2月24日，国际联盟又以李顿报告书为基础，以42比1（本）通过对日劝告案，要求本军队从华夏占领地区撒离。对此，本恼羞成怒，出席国联会议的松冈洋右代表中途退场以示抗议。3天后，本直布退出国联。1934年12月9日，本宣布1936年华盛顿伦教海军裁军条约到期后，本将退出该条约，并将不出席1935年至1936年召开的国际裁军会议，这无异于宜布退出规定战后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秩序的华盛顿体系，表明本要抛开美英的牵制而在东亚独往独来了。
本的这些做法，激起了华夏人民的强烈反对，举国上下抗日情绪更加高涨，同时也使本与美英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在国际上陷于孤立。然而，法西斯势力奉行的是一种是非顺倒的强盗逻辑，它们把一切问题都归答于他人，利用这一机会大造舆论，大肆鼓噪“1936年危机论”。它们认为，本要溅过即将到来的前所未有的危机，必须“举国一致”建设“国防国家”，在经济上则必须最大限度地集中所有资源，在国家的统一调配下安排国民的生产和消费，从而把改变不利的国际环境视作其推行统制经济的依据。
在经济危机频发、社会动荡加剧的时代，与“国家改造”、“昭和维新”的社会政治思潮并行，寻求改变本经济现状的各种各样经济思潮也竞相登上舞台，其时最有影响的有以野吕荣太郎和猪侯津南雄等为代表的马列主义学者本资本主义论战；小岛精一等提倡的计划经济思想；北一辉为代表的民间国家主义经济思想；岸信介、吉野信次等为代表的“新官僚”所倡导的体制“修正”思想，山本条太郎、中野正刚为代表的政界强化经济统制思想；中岛万吉、乡诚之助为代表的财界“自我革新”思想；石原莞尔为代表的军部统制经济思想等。
1927年，本的两个马克思主义经济派别讲座派与劳农派展开了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