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广告业的发展。几乎从一开始，广告业与印刷业便密切相关。
开办英因第一家印刷所的威廉·卡克斯顿在1480年发行了一份传单、为其（宗教）礼拜仪式书《索尔兹伯里礼拜仪式通鉴》（The Pes ny Solisury Use）做广告。第一份真正的英文报纸三伦敦公报》在第62期刊登了一项声明，预告于1666年6月发行-期特别广告增刊。该报在第94期到登过一则饶有趣味的广告；1666年秋伦敦大火后，《公报》开辟专栏，帮助人们子找下落不明的亲人，其他广告还包括关于火灾时抢救出来的家具、失散家人的地址，以及可为那些尤家可归的人们提供食宿的避难所等等。
约翰·霍顿被誉为现代广告之父，他是一位药剂师、出版商和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不仅做咖啡、茶叶和巧克力生意，还写书评。
1602年，约翰·霍顿为商界读者办了一份报纸，它是《华尔街日报》（Wull Street Jounuf）的雏形，是第一份强调广告作用的报纸、在那江湖骗术与专业知识之问的界限比后来要狭窄的时代，霍顿极其看重做广告的道德。他乐于为差不多任何产品做广告、但他决不将自己17世纪的“认可的印鉴”盖在那些他认为是胡乱吹嘘的广告上面。那位闻名遐迩的博学权威塞缪尔·约翰逊博土在1758年1月20日在《懒汉》（Idler）上发表的一篇评论中，暗示了早在200年前，广告就已经和今天一样已经成为辩论的题门和批评的对象。他说：
“目前，广告已经多到不容细读，因而必要用冠冕堂皇的诺言，用有时令人神魂颠倒、有时听来哀婉动人的口才方能引人注目。许愿——许大愿是广告的灵魂……广告行业现已发展到尽善尽美的地步，要提任何改进都不是容易的。”
在有关读者反响方而，广告商可以教给新闻工作者一些重要经验。
例如，广告商很快发现广告措词必须简明扼要，才能打动尽可能多的人。但是新闻撰稿人过了很久才明白了这个道理。广告商还懂得具有吸引力的广告的价值，他们在字型、插图、版面和文字通俗易懂等方面的实验中起了领路人的作用，新闻界从这些注重实际的心理学家和图文艺术家身上获益能浅。
提及美利坚报纸与广告之间的联系，自然绕不开另外一个新闻界著名人物，即普利策！
约慈夫·普利策的报业生涯是从圣路易斯（St.Louis）开始的。
19世纪70年代之前，新闻业一直由各家党报统治，直到19世纪70年代“独立新闻业”才开始占有一席之地。1871年，《环球晨报》（Morning Globe）聘用了来自芝加哥的约瑟夫·麦库拉（Joseph McCullagh），为圣路易斯的新闻业帶来了历史性转變。约瑟夫·麦库拉强调新闻，忽视社评，并采纳了詹姆斯·戈登·贝内特当时逐渐为报业所接受的新闻模式，将焦点集中在当地警局、法庭、社会和街头报道等方面。
约瑟夫·普利策是奥地利猶太移民，1864年来到美利坚，17岁时参加了南北战争。战后，他在圣路易斯学习法律，并获取了律师资格，但英语不太灵光，所以没有走法律这条路，而选择在圣路易斯一家德文报纸《西方邮报》（Westliche Post）做记者。
约瑟夫·普利策活跃于新闻业和政界（先进象党，后投驴党）并取得了成功，因此能在1878年买下了《圣路易斯邮报》（St.Louis Post and Dispatch），一人兼任发行人、总编辑和经理数职。在他的带领下，报纸更加大胆地为驴党（民主）进行宣传，风格上也轻松明快了许多。报纸内容中出现了来自商业交易所、农产品市场和水边码头的交易数据。
1879年，《圣路易斯邮报》成为圣路易斯第一家报道当地公司股票行情的报纸。约瑟夫·普利策反复强调要吸引“人民”，而他眼中的“人民”是“生活稳定的户主，哪个阶级都可以”。《圣路易斯邮报》的立场与劳工阶层为敌，售价也高达每份5美分。
1883年，纽约这座美利坚东部的巨大扩音器中也出现了约瑟夫·普利策带来的西部口音。《纽约世界报》在19世纪60年代还小有名气，但到19世纪70年代就陷入了低谷，约瑟夫·普利策就是在这个时候买下了《纽约世界报》。收购时《纽约世界报》的发行量是1.5万份上下，一年后就暴涨到6万份，再过一年涨到了10万份，到了1886年秋天，销量更超过了25万份。约瑟夫·普利策认为，之所以有如此令人炫目的快速成功，都是因为报纸的社评立场。他在1884年的一篇社论中曾说：“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宣布，《纽约世界报》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归功于报纸健康的办报原则，而不是新闻栏目和售价。”
《纽约世界报》和赫斯特的《新闻报》在世纪之交是纽约最大的两家报纸，而且都站在驴党（民主）一边，这绝对不是巧合。
不过，偏向驴党（民主）可不是约瑟夫·普利策与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约瑟夫·普利策活跃的商业运作和创新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首先，约瑟夫·普利策把《纽约世界报》的售价定在每份1便士，迫使《纽约时报》的售价从4分降到2分，《纽约先驱报》从3分降到2分，《纽约论坛报》从4分降到3分（《纽约太阳报》一直就是2分没有变）。其次，约瑟夫·普利策带头将广告的价格与报纸实际发行量挂钩，以确定价格出售——他‘勇敢地’抛弃了传统的规矩，不再处罚那些采用插画、打破报栏规则的广告客户。在约瑟夫·普利策的倡导下，报纸的业务运营以及报纸与广告客户之间的关系，都有了理性化改进。
这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成果。
19世纪80年代之前，除了詹姆斯·戈登·贝内特的《纽约先驱报》外，其他的报刊杂志仍然对广告客户采取敌视的态度。大多数报纸觉得大篇幅的广告浪费空间，这样对作为报纸主要收入来源的小客户“不公平”。同时，编辑们认为广告绝不应该占用报纸太大版面，从报纸成本和传统习俗出发，广告空间都受到了严格限制。
在当时，美利坚报纸的广告字体固定为5.5号铅字大小。詹姆斯·戈登·贝内特也说过，广告客户的宣传应该从广告内容入手，而不是考虑印刷、外观等方面。
报纸和广告客户的关系在19世纪80年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百货公司的涌现和美利坚工商业制造商的品牌和商标的兴起，商界对广告版面的需求迅速增加了。报纸上社评和广告版面的比例，从七三开降至五五开，有的还要更低。
1880年，广告收入占全美报纸总收入的44%，到了1900年便已升到了55%。这种现象非但没有降低发行量的重要性，反而使发行量成为衡量报纸竞争优势的核心标准。各家报纸开始主动兜售，把版面空间和自己的读者群一并呈现给广告客户供其选择。发行量已经不再只是关涉报社荣耀和收入的私事，而逐渐成为公共事务，由社会进行审核，衡量报纸作为广告媒体到底有多大价值。报纸再也无法居高临下藐视广告商，现在轮到广告商来评判报纸了。
随着广告业逐步发展为一个独立的行业，从新闻业、商业中脱离出来，这种现象更为明显了。南北战争过后，职业广告人开始购买报纸的版面，再转手卖给广告客户。为了卖个好价钱，这些代理人自然要夸大报纸的发行量。
后来创办了《印刷者油墨报》（Printer's Ink）的乔治·罗威尔（George P.Rowell）在1869年出版了第一份报纸名录，列出了全美所有报纸，也尽可能精确地将各报发行量公布于众。这个举动得罪了一大批报社和广告公司，但随着乔治·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