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美利坚的企业——政府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强化了国家产业协调的重要性，确立了大型企业的合法性。在企业之间、企业与政府之间成功合作的范例也出现了，并导致了一场技术革新浪潮以及战后一个非凡的经济增长时期。
在这一阶段的开始时期，联邦管制当局，尤其是银行、竞争政策和运输方面的管制机构发生了一次彻底的变化。《联邦储备法》（1913年）、《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1914年）以及《运输法》（1920年）代表了进步时代之前和其间长期的美利坚国内政治辩论的高峰。当时的研究者一般认为：这些法律代表着实质性的改进，但它们都不足以应对10年后发展起来的问题。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创造了一个事实上全新的银行和金融管制体系。在经历了1907年那场动摇了美利坚经济的严重金融恐慌后，许多经济学专家建议建立一个中央银行以管理通货、保持流动性。1912年，众议院银行委员会披露的关于“货币托拉斯”的一些事实加强了公众对银行改革的压力。美利坚前总统威尔逊先生赞成对银行体系施加额外的政府控制，“从而使银行只是企业的一个工具，而不是企业的主人”。
在国会通过的《联邦储备法》后，成立了12个区域储备银行，在华盛顿有一个管理委员会，组成人员包括五个由总统任命的人员，外加一个货币审计员和一个国库秘书。所有由国家批准的银行都要成为联邦储备体系的成员，而由州批准的银行如果希望加入，也可以成为成员。该法案确立了特定的储备条件，确定了预计可以作为控制货币供给的重要工具——贴现率。储备银行将对成员银行的短期商业和农业票据进行再贴现，最终为其提供交易服务。
来自得克萨斯州的众议员赖特·帕特曼曾经在众议院大厅的地板上宣称：“任何一个稍微熟悉美利坚宪法制度和职能的人都会从本质上认定美联储就是一个十足的怪胎。”
从这一点上来说，赖特·怕特曼众议员是对的。美联储的确是一个古怪的安排，一场公众监督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古怪联姻，从容不迫地游走在由选举产生的美利坚政府之外，而又始终是隶属于政府的一部分。它享受自己有别于华盛顿任何其他机构的延伸特权，可以在无需获得国会许可的情况下提高自己的收入、拟定自己的财政预算；它的最高领导阶层是7位美联储委员，由美利坚总统任命，由美利坚参议院认可，任期14年。而这7位委员要与12家储备银行行长共享权力，12位行长同时也在各地区私人银行效命，从波士顿到亚特兰大、从达拉斯到旧金山。这些行长的任命并不在华盛顿完成，而是在各区的董事会成员中选举产生。每次由各商业银行在9位董事中选出6位轮流担任行长，这些商业银行同时也是美联储体系下的“会员银行”。每当美联储决定调整货币供给这样的核心问题时，其讨论和投票都是在包含两股“势力”的“杂交”委员会中进行的，即所谓的美利坚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在委员会决议中，通常要包含12名成员，即7位美联储委员和5位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后者在12位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中每年轮流产生。其中只有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最为特殊和重要，因其不同于其他11家地区银行行长，其拥有全部决议的投票权。因此，某些批评人士抱怨道，有关国家货币调整政策的决策权在部分上是由私人利益的代表决定的，即银行。这些商业银行在12家联邦储备银行中各自持有股份，这的确加剧了美联储的复杂性和“阴暗性”，致使许多人误以为美联储是“私有的”。
实际上，股票份额问题只是美联储会员银行迷惑和刺激平民主义评论家的退化性特征，其根本没有实际意义。美联储是一个政府，包括12家联邦储备银行，并不是一个私有实体。商业银行享受自己进入并影响美联储的特权，但其内部的权力关系是掌握在7位委员手中的，而这7位委员的任命诞生于华盛顿，其权力要远大于12位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当地区储备银行董事会选举出他们的新行长时，位于美联储总部办公室内的美联储主//席是有权否决这个选举结果的。美利坚的这种安排与其他工业国家的中央银行完全不同，后者的地区储备银行根本不存在任何附加权力。不过最大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甚至是典型的大英帝国银行，在某种程度上被过度政治民主化，而美联储却不是，美联储的运行机制遵循于统一的金融原则，而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运行秩序直接受命于由选举产生的政党。例如当大英帝国银行希望提高利率时，不可能在没有首相内阁许可的情况下强制调动利率。类似毕恭毕敬的关系也同样适用于本、法兰西和意呆利。唯一例外的就是德意志中央银行，其政治独立性与美联储相似，并且理由充分；经二战重建后，这家崭新的德意志中央银行在运行机制上完全追随美利坚范本。从赖特·帕特曼去世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仍有一些人持续对美联储提出异议。每年国会都会收到许多有关美联储改革的提议，发起人既有自由人士也有保守人士，不过除了1978年通过的美联储账目应向国会公开议案外，其余的全部夭折。美利坚几乎每年都有地区发起反对美联储的新诉讼，或抨击其隐秘性，或质疑其合法性，却没有一例诉讼成功立案。无论是狂热的平民主义学者，还是谨慎的学术评论家，都没有对美联储产生过任何影响。带着其独特而怪异的特点，美联储始终平稳且高调地存在于美利坚各政治机构中间。自美联储正式诞生以来，与美利坚财政政府中运转的其他重要职能相比，从五角大楼到邮政服务，美联储的基本运行机制几乎从未改变；大多数主要财政机构和部门都曾经历过数次重组和整改，然而美联储的“改革”却只有一次，即20世纪30年代华盛顿的美联储委员加强其在美联储的决策控制权，与当时其他新政改革下对国家资本的加强控制一样。无论其看起来多么怪异，美联储始终平稳且明显地作为美利坚政治机构之一而“运转”，也就是说美联储似乎可以提供给美利坚体系所需要的全部。否则，想必其早就经历多次“手术”。然而，美联储的可疑和神秘也一直在“运转”。
刚诞生的时候，美联储被牵连进了本土主义者的阴谋论之中。大量的手工传单和爱挑起争端的书籍将其描述为与世界范围危险力量相关的秘密纽带；它是“权力”机关，通常被认定是“国际银行”的代表机构，偶尔也代表了“光照派阴谋论”（Illuminati）和“国际猶太人阴谋论”（Zionist Conspiracy），与自中世纪基督教时代以来发展形成的与金钱有关的狂热反猶太主义遥相呼应。据说，美联储是一张神秘大网的运作中心，虽不可见，却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控制他的人是为达到其个人目的而操控美利坚社会，进而操控整个世界。
从政治角度看，这些阴谋论微不足道；但从文化角度看，这却至关重要。
这些理论包含着一个十分露骨的信息，即其表达了美利坚社会民众的精神焦虑。与所有阴谋论一样，针对美联储的“诽谤”旨在说明其是美利坚抵抗更神秘生活的混乱尝试，其解释了美联储具有某种绝缘于普通凡人监督的强大力量，但同时又能控制这些凡人的生活，就像是能够解读神谕和判决社会发展命运过程的古老神父所诵读的神殿咒语。
从一个扭曲的角度去看，对大型阴谋论的信仰就是对宗教顺从的表现，是人们承认某人或某事在以一种遥远且不可解释的力量控制他们。这些信仰者们搜集零散的所谓“事实”，然后将其“拼凑”成一个可以解释善良和邪恶的宇宙的理论，与大多数宇宙论一样，这个宇宙对于信仰者来说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