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利坚并没有公开推行自己的国际秩序原则，这是因为国际政治一直由欧洲大国来主宰，美利坚长期奉行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提出的对欧洲事务的孤立主义原则，与当时国际政治的中心——欧洲国际体系基本上是隔绝的，没有参与欧洲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建立，1823年的门罗主义实际上就是希望把西半球的国际体系与欧洲体系分隔开来。美利坚试图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模式改造国际秩序的愿望虽然一直存在，但并不迫切。大体可以说，在一战导致欧洲国际体系崩溃之前，美利坚对欧洲权力政治秩序没有实质性影响。
随着美利坚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最重要的是，随着美利坚国家利益范围的扩大，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利坚开始“需要一个比维也纳会议上建立的比较成功的体系更为全面的世界秩序体系”。由于远东地区特殊的形势，美利坚首先在亚洲，特别是在远东找到了尝试按美利坚的设想改造国际关系的机会。在与欧洲国际政治尚处于隔绝状态的时候，美利坚已深深卷入亚洲，美西战争和对菲律宾的占领使美利坚成为远东地区的大国，美利坚开始有能力和资格在远东国际政治中表达自己的声音。从1899年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开始，美利坚就开始了在远东建立新秩序的尝试，即以“门户开放”原则反对“势力范围”，用大国经济合作与相互依赖取代19世纪的权力政治和武力掠夺。
19世纪中叶以后，远东各国，特别是中//國被逐渐纳入欧洲主宰的国际社会，同欧洲国际政治一样，远东国际政治当然也是一种强权政治（power politics），其表征是鸦片战争后开始的所谓条约体系（treaty system）。以单方面的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为内容的条约体系为中外关系，乃至整个远东国际关系提供了所谓的“秩序”（order），西方主要列强大体上都参与了这一秩序的确立。中日甲午战争后，条约体系下的权力政治又以极端的“帝国主义外交”（diplomacy of imperialism）的形式表现出来。
所谓“帝国主义外交”是指19世纪末直至一战期间本和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打破鸦片战争后条约体系维持的远东地区现状，争相在中//國获取排他性的租借地、势力范围和经济、政治特权。这种争夺一般是大国单方面的行动，一方在中国之所得被视为其他国家之所失，从而引起各国的互相猜忌。为此，各国往往通过与别国结盟或订立秘密协定来相互确保各自的势力范围和协调相互间的利益，其结果不仅严重损害中国权益，而且导致远东地区局势极不稳定，大国之间的力量均势极为脆弱。
毫无疑问，美利坚参与了这种帝国主义外交。
美利坚不仅在太平洋地区获得了夏威夷和菲律宾，而且还加入了日本和欧洲列强旨在维持远东现状和扩大在华政治和经济影响的各种安排，并继续承认（无论是明确的还是隐晦的）其他列强在华特权。但是与其他列强不同的是，美利坚对这种帝国主义外交并不满意，而且试图修正它。同建国初期初登国际舞台时一样，当19世纪末美利坚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强国的时候，关于美利坚应如何发挥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的问题，在美利坚国内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主张认为，美利坚在国际事务中应该效仿欧洲，加入欧洲式的大国角逐，通过加强军事力量和在海外占领殖民地来提高国家的荣誉以及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影响，确立美利坚的大国地位，成为大国俱乐部的成员，此即“美利坚外交政策的欧洲化”。
另一派认为美利坚不应该满足于作为西方的一部分和步欧洲之后尘，在处理国际事务的观念和方式上不应追随欧洲，而应该提出自己的国际秩序观念，运用美利坚日益壮大的实力，用美利坚的方式来改造国际社会。换言之，成为世界强国不一定非要效法欧洲以及加入欧洲的帝国主义外交，美利坚的目标应是让欧洲和整个世界效仿美利坚。伦敦记者W·S·斯特德提出的“让世界美利坚化”（Americanization of the World）的理念道出了那个时代美利坚人普遍的思想。这里的“美利坚化”不仅是指按照美利坚的政治原则改造各国的国内政治，还包括国际政治的美利坚化。在很多美利坚人看来，“未来不应该是全球版的权力政治，相反，历史的进步将带来和平、不断的繁荣和整个世界沿着自由民主的路线走向一体化”。在国内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强大影响下，后一种主张在进入20世纪之后逐渐占上风。
美利坚推行新的国际秩序观和让国际政治美利坚化的努力首先体现在美利坚于1899和1900年针对中国问题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上。门户开放政策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美利坚建国前后的自由贸易思想。该政策包含的商业机会均等和保持中//國领土与行政完整的原则与其他国家的势力范围政策（sphere of influence approach）是截然对立的，是美利坚在远东以新的国际关系原则反对旧的权力政治并进而谋求在远东建立新秩序的开始。前国务卿约翰·海的门户开放照会表明美利坚要在远东地区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美利坚发挥作用的方式将不是像其他列强那样圈定势力范围或在中//國夺取基地，而是通过保护和扩大和平的商业活动来追求自己的利益。门户开放政策实际上代表了美利坚远东外交的一大特点，即通过和平的手段进行扩张，有学者称之为“自由主义的扩张主义”（liberal expansionism）。
这种扩张主义与帝国主义外交，特别是同本的大陆主义截然不同的，体现了远东国际关系中的新思想。在前总统老罗斯福时代，这一尝试一度中断，作为欧洲权力政治的信奉者，老罗斯福奉行大棒政策，热衷于在远东构建大国之间的均势。
在一战爆发前的几年间，美利坚在远东尝试以新的国际秩序观念代替帝国主义外交的努力主要体现在塔夫脱的“金元外交”上。尽管金元外交是驴党（民主）在竞选中提出来的用来打击象党（共和）的用语，具有一定的贬义，但不能简单地把金元外交视作为资本家和商业集团服务的工具。对金元外交的理解不能局限于20世纪初的美日争夺和扩大美利坚的经济利益的目标，金元外交具有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意义。与前总统老罗斯福信奉权力政治和热衷于均势外交不同，前总统塔夫脱提出现代外交是商业外交的思想，主张用大国之间的相互合作代替权力政治下的破坏性竞争，强调国际合作与和平的商业扩张是国际秩序的核心。
前总统塔夫脱是尝试利用美利坚的金融资源来推动建立一个经济上更加相互依赖——他相信因此会带来政治上的更加稳定——的国际秩序。通过以金元代替枪弹，美利坚谋求结束世界舞台上的混乱，包括军备的增加、殖民争夺和军事结盟。美利坚不把资源用于这些方面，而是用于经济事业。作为经济迅速发展的强国，美利坚可以向世界展示这样一条道路。
前总统塔夫脱不像老罗斯福那样甘心接受均势原则和以中//國为中心的帝国主义外交，而试图通过寻求大国之间的国际合作来牵制在权力政治中受益并在帝国主义外交中最具野心的本。他让美利坚的银行家加入四国银行团，一方面是为了扩大本国的投资利益，另一方面也是把它视为大国合作的一种方式。塔夫脱率先提出来的这种新的国际秩序思想结束了罗斯福对欧洲权力政治与均势外交的运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有评论家称老罗斯福外交是本国效仿欧洲“旧外交”的最后一章，而塔夫脱则“撰写了本国新外交的第一章”。
这一时期美利坚试图在欧洲权力政治和均势外交之外寻找维护世界和平的方式的努力并不限于此。美利坚一些国际法学家和外交家如汉密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