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CK！”
“上帝啊，赶紧让那个讲着一口流利的拉丁文的异教徒去死吧！”
“居然敢否决我的提案？难道他不知道，在远东建造基地以及打造新的主力舰，这两件事情关乎到本国在远东地区的【合法利权】吗？”
“SHIT！是不是吃多了本寿司，所以脑子也坏掉了？！”
“拜托，马修，你能稍微冷静一下吗？除了坏消息，我还有好消息！”
“哦？抱歉，内德，是我太激动了，恨不得现在就直飞（华盛顿）特区！”
当马修·路德维希从床上醒来后，第一缕阳光已经照射到他的屁股上，他的首席安全主管肯特·约瑟夫已经领着他的“挚友”爱德华·麦克莱恩在餐厅等候着。
看完从华盛顿特区匆匆赶来的挚友脸上仍旧残留着一丝疲惫，马修·路德维希也稍微收敛了一下自己的怒火，如果不是挚友刚才在餐桌上说起的消息过于恶劣，严重破坏了他的好心情，或许，他早就打电话给道格拉斯·阿瑟将军，请后者为他准备一艘冲锋艇了。
为什么马修·路德维希如此愤怒呢？
理由很简单，也很让人无奈，那就是前国务卿查尔斯·休斯在国会上公开反对放松关于在菲律賓、关岛等远东地区的军务协防条约的限制，诸如基地数量、基地租借期限、驻守官兵等内容，逐一进行了反驳，理由是会破坏“来之不易的和平”，同时，他还反对增加对远东地区的军事资源的投入，尤其是指名道姓地批评马修·路德维希关于在远东地区——实际上是在菲律賓群岛建设永久性军事基地的提案——本来已经通过了国会两院的审批，就等着总统湖佛先生签字生效，在这种最后时刻，居然跳出了一个前国务卿来反对这份提案……
如果说这背后没有本人在搞鬼，马修·路德维希敢生吃海胆！
说起查尔斯·休斯跟本人之间的“友谊”，那真是能追溯到N年前了。
政治学家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曾经说过：“军事力量既是原因也是结果，既影响了政治动机和意图，也是它的表达。”换句话说，海军军备限制取决于各参与国之间的政治协议与和解这一更为广泛的背景。”没有人比前国务卿、担任过华盛顿会议的主//席查尔斯·埃文斯·休斯）更了解这一点了。华盛顿海军条约无法单独存在，它是“华盛顿体系”的一个部分，这个体系是一个共同的框架，定义了英、美、日三国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海军、政治和经贸关系。”不像后来的海军会议，华盛顿会议的成功是因为代表们认识到了这种海军和政治问题之间的关系。
查尔斯·休斯生长在一个喜爱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家庭，父亲是浸礼会牧师，母亲是学校老师，休斯是一个神童，4岁的时候就学会了阅读，他六岁时就觉得公共学校无聊、限制他的才能，因此他向他的父母提出了一个家庭教育的计划。他的父母批准了这个计划。他12岁时他的家庭从纽约州格兰瀑布搬到纽约市，他的父母让他进入公共学校。他13岁时从高中毕业，成绩是班里第二名。
他在麦迪逊学院（即日后的柯盖德大学）待了两年，然后转到布朗大学。1881年他19岁时大学毕业，是他班级中最年轻的，获得了第三高的奖赏。此后他在纽约州德里的德拉维尔学院里教授希腊语、拉丁语和代数来赚钱准备进入法学学院。1882年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1884年他以最高奖赏毕业。
通过律师考试后，他到纽约市一个主要律师事务所工作，1885年他与他后来的夫人相识，他的夫人是他工作的律师办事处的高级合伙人的女儿。1888年两人结婚。他们有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1891年积劳成疾，他离开了他工作的律师办事处，成为康奈尔大学的教授，但是1893年他又回到了原来的办事处。
1905年他被指命为纽约州议院能源价格调查委员会的顾问。他揭露的腐败现象导致了纽约市天然气价格下跌。此后他被指命成为纽约保险委员会成员，调查保险公司的舞弊行为，他对贪污案的揭发引起了纽约州保险法的彻底改革，其他各州采取了相同的行动，他所倡导的改革高潮很快提高了保险业的道德标准。同年，他谢绝了纽约市市长的提名，但第二年接受了纽约州州长的提名，1906年他在纽约州州长选举中以58789票的优势击败【黄//色报业大王】威廉·伦道夫·赫斯特，这是象党（共和）唯一获胜的主要候选人，任内他要求提高工作效率，迫使通过取缔赛马赌博的法律，并开始为政治提名的预选制度而斗争。象党（共和）竞选老板不满他的改革，便想把他调开，前总统塔夫脱先生聘请他担任自己的副总统，但是他拒绝了。结果1908年仍不得不提名他为候选人，结果仍然大获全胜。
还在他当州长的时候，前总统塔夫特就任命他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他从1910年10月开始任职。在六年的司法判决中，他从一个无足轻重的配角一跃成为最主要的角色，这期间，最高法院一改过去：百万富翁的御用工具的形象，成为前总统威尔逊先生改革的支持者。
由于查尔斯·休斯在纽约州州长任期内的光辉业绩——查尔斯·休斯的施政在纽约州的历史上被认为是效率最高的，以及他在纽约选民中的声望，尽管他的敌人百般诋毁，说他严峻到不近人情的地步，他还是在1916年6月16日赢得了象党（共和）全国代表大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于是他辞去最高法院的职务。对许多选民来说，在休斯和当时在任的前总统威尔逊先生之间做出选择是困难的，因为两人都有行政才能、高尚的品德和聪明的智慧，自1876年蒂尔登在选举团中以一票之差败北外，还从来没出现这样势均力敌的竞选，最后由于党内矛盾和国内的反战情绪，他以254对277票败给了前总统威尔逊先生。
当东京收到华盛顿会议的邀请时，很多人都产生了一种反感的联想，怀疑军备限制的建议纯粹是一种伪装，为的是抨击本在中国的地位。尽管如此，本政府中的当权派承认，对华政策的基本取向是必须防止进一步的外交孤立和恶化。一份来自本帝国外务省的备忘录直接说道：“必须转变国策，否则就将面临彻底孤立和美日战争的威胁。”
时任驻华盛顿大使币原是一位和平经济政策的积极倡导者，他恳请东京能为东亚的稳定提出“建设性”的政策。他向东京保证，这次会议旨在寻求海军军备限制和亚太地区局势的全面缓和，本没有什么可疑惧的。正如币原所认为的那样，哈定政府因其商业利益，可以从改善对日关系中获得巨大的好处。休斯在预备会议交谈时告诉币原：“美利坚本着坦诚友好的精神，盼望消除在远东所有冲突和误解的根源。”币原看到了美利坚对海军军备限制的诚意，他认为美利坚将会乐于取得有关东亚问题的合理的妥协。
然而，一个可以预见的绊脚石是本对于美利坚重申在中国实行无条件“门户开放”的反抗。美利坚***的官员们曾警告休斯，本将坚持确立其在“满洲”的特殊利益。***远东处的埃德温·L·内维尔在给美利坚代表团的一份很有见地的备忘录中尖锐地指出了美利坚的弱势地位：“我们的门户开放政策不能没有武力的支撑”，但是美利坚从未打算诉诸武力，“此外，我们在不同时期甚至还承认过本的特殊利益”。1910年，美利坚代表团的成员之一钱德勒·P·安德森，递给休斯一封老罗斯福总统写给他的继任者塔夫脱先生的信，作者在信中警告说：“关于满洲，如果本选择要干一系列对我们不利的事，我们无法阻止他们，除非我们已经做好战争准备。”
所有顾问的意见都认为需要十分小心地与本周旋。休斯反对本要进行“政治统治”的“侵略性”的政策，但他愿意承认本有“自然与合理的贸易条件”。3关于这一“合理”性，美利坚的代表们持有不同的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