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混乱随之而来。金属警棍、指节金属套、棍棒、嵌着沉甸甸搭扣的皮带、酒杯和酒瓶都被用作武器。玻璃碎片和椅子在听众的头顶横飞。双方人马掰下椅子腿当棒子用。女士们在混战的冲撞和尖叫声中吓昏过去。打斗者在恐惧却无助的观众中间左闪右躲，已有数十人头破血流、衣衫撕裂。冲锋队员狮子般地战斗着。他们有条不紊地把我们挤到主出口。乐队奏响了一首军乐。戈林平静地站在台上，双拳叉在腰上。”
这种场面在1930年代初的德意志全境到处上演。暴力在选举期间尤为严重：1932年，在普鲁士死于政治冲突的155人中，至少有105人死于6、7月选举期间；在选战开始后的7个星期里，据警方统计，有461起政治骚乱，400人受伤、82人死亡。抑制政治暴力的任务难以实现，因为斗得最狠的几个政党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达成协议，大赦一次政治犯，于是被释放出狱的人又加入新一轮斗殴与杀戮。最后一次这样的大赦于1933年1月20日生效。
面对这种迅速恶化的乱局，负责维持秩序的警方对魏玛民主制度显然不够忠诚。与军队不同，警方在1918年之后不断被分权。然而，柏林由【Social Democratic Party】主导的普鲁士州政府未能抓住机会建立一支维护公共秩序的新力量，使之成为共和国执法机构的忠仆。警察不可避免地从退伍兵中招募而来，因为适龄人群的绝大部分都曾入伍参战。新组建的警察力量由退伍的军官、前专业军士和自由军团成员管理，他们从建制之初就定下了带有军事色彩的基调，对于维护新的政治秩序没什么热情。他们的后盾是【Political police】。【Political police】在普鲁士有着悠久的传统，就像在德意志的其他州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它的主业是监控和侦查，有时也镇压【socialist】和革命者。与其他警察部门的警官一样，【Political police】部门的警官也认为自己超越政党政治。他们像军队一样，服务于抽象的概念“国家”或者帝国，而不是服务于新共和国的具体民主机构。
因此不足为奇的是，【Political police】的监视对象依然既包括极端政治团体，也包括社会民主党，即普鲁士州的执政党，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政治警察的雇主。于是，主要在政治光谱中的左翼阵营搜寻颠覆分子的古老传统得以延续下去。
警察和法官对【Social Democratic Party】人的案子表现出了特别明显的偏见，例如，西里西亚的【Social Democratic Party】议员奥托·布赫维茨后来曾悲愤地回忆冲锋队员自1931年12月以后是如何在他演讲时捣乱的。褐衫军在他的集会上占座位、高声辱骂他，有一次还朝他开了一枪，惊吓了听众，导致冲锋队员与帝国国旗团成员之间发生斗殴，双方又互开了几枪。【nazi】党和【Social Democratic Party】都有不少人被送往医院，大厅中的桌椅没有一张完好无损。在这之后，布赫维茨早上出门上班时，8至10名【nazi】冲锋队员组成的团伙在其住宅外骚扰他；午餐后他返回办公室时，20或更多的人围堵他；下班回家时，又有一两百人在路上滋扰，高唱一首专门为他写的歌，歌词是“左轮手枪一响，布赫维茨听天由命！”【nazi】的示威者总是徘徊在他家门外，反复呼喊：“布赫维茨去死吧！”他报警寻求保护，但警方置之不理。不仅如此，当1932年他因国会解散而失去议员豁免权时，即被拘送法庭，罪名是在1931年12月的斗殴中非法持有武器，被判监禁三个月。参与斗殴的【nazi】党徒无一受到起诉。获释后，布赫维茨的持枪申请遭到拒绝，但他还是一直随身带枪，如果褐衫军靠得太近，他就张扬地拉开保险栓。他向普鲁士内政部长、【Social Democratic Party】人卡尔·泽韦林诉苦，对方的答复是，他当初就不该卷入枪战。有一件事让布赫维茨更强烈地感觉遭到了【Social Democratic Party】领导层的背叛：他打算在一位被【nazi】党枪杀的帝国国旗团成员的葬礼上发表演说，演说前，一大群德共基层积极分子出现在他面前，告诉他褐衫军已制定了暗杀计划，他们是来保护他的；警察和帝国国旗团却都没有出面。
德共不断就警权问题发起论战，【Social Democratic Party】也试图抑制警权，导致警方与共和国渐行渐远，加上受困于晋升的缓慢，许多年轻警察感觉职业前途受阻。与在其他国家一样，指纹鉴定、照相术和法医学作为效果惊人的辅助侦查新手段受到了高度重视，因此刑侦人员的职业化在德意志取得长足发展。有些警察凭借个人才华成为著名侦探，比如柏林凶杀案侦缉队队长恩斯特·格纳特（Ernst Gennat），而且警方在1920年代中期侦办重案的破案率令人赞叹。但报刊等新闻媒体却对警方恶评如潮，因为他们未能在接连有人遇害之前及时抓住连环杀手，比如汉诺威的弗里茨·哈尔曼和杜塞尔多夫的彼得·屈滕。而警方则认为，泛滥成灾的政治暴力和混乱的时局正在迫使他们把侦办上述罪案的宝贵资源抽调出来。因此，警方开始认同【nazi】党对魏玛共和国的抨击，也就不足为奇了。1935年的一份报告称，有700名穿制服的警察在1933年之前成为【nazi】党员，汉堡的240名警官中，有27人在1932年之前加入【nazi】党。
尽管如此，總理布吕宁还是决定动用警察遏制左翼和右翼的政治暴力，因为街头的混乱吓得外国银行不敢给德意志发放贷款。1931年发生的两起严重事件更加坚定了他的决心。4月，褐衫军在德意志东北部的负责人瓦尔特·施滕尼斯（Walther Stennes）与【nazi】党总部发生纠纷，并且短暂地占领【nazi】党在柏林的中央机关，痛殴了驻守在那里的党//卫//队，戈培尔被迫逃往慕尼黑。施滕尼斯谴责党内大佬的奢侈作风，说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原则。尽管施滕尼斯无疑清晰地表达了某些冲锋队员的感受，但真正支持他的人却寥寥无几。实际上，有迹象表明他暗中接受了布吕宁政府的资金，为的是在【nazi】党内制造分裂。【Hitler】罢免了未能阻止这场乱子的褐衫军负责人弗朗茨·普费弗·冯·萨洛蒙，从玻利维亚召回流亡的罗姆接管该组织，并强制每位褐衫军成员向他宣誓效忠。施滕尼斯被开除，此事的连带结果是，许多保守派商界人士和军事将领开始认为，【nazi】运动已失去它的大部分颠覆力。然而，在冲锋队员不懈的行动力与【nazi】党领导层的政治考量之间，依然存在着切实的矛盾，这些矛盾将在未来一再显现。更严重的是，施滕尼斯的叛逆行动表明许多褐衫军成员热衷于诉诸大规模的革命暴力，神经紧张的德意志政府并非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1931年11月曝光的博克斯海姆文件（Boxheim documents）证实了人们的怀疑。这些由黑森州警方起获的【nazi】文件显示，冲锋队正在策划一场暴动，然后实行食物配给制，废除货币，强制所有人参加劳动，不服从命令者杀无赦。事实与警方的说法有些出入，因为博克斯海姆文件实际上仅仅具有地区性意义，它们是黑森州【nazi】党的一位年轻官员维尔纳·贝斯特（Werner Best）在上级不知情的情况下制定的，一旦共产党企图在黑森州发动起义，这些文件将用于指导【nazi】党制定对策。【Hitler】迅速撇清自己与此事的关系，并且命令冲锋队的所有指挥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