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的消遣，足以把美利坚人民的注意力从大萧条上转移开来。
例如，微型高尔夫球出现了1.25亿美元的繁荣。人们一直在说，国家所需要的是一个新的产业；好吧，这就是——以一种滑稽模仿的方式。在1929～1930年间的冬天，加内特·卡特在佛罗里达州修建微型高尔夫球场的活动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以至于到了夏天，成千上万美利坚人民把他们的私家轿车停在半英里大小的路边球场上，一本正经地沿着棉籽草皮敲击高尔夫球，穿过木质护栏里的小鼠洞，越过小桥，穿过排水管。与此同时，这些新式运动场的经营者乐不可支地听着收银机欢快的叮当声，并决定，要在1931年把生意做得更大——租赁路那边的场地修建一个高尔夫练习场，买来一桶桶的球，雇佣一伙本地的男孩子担任捡球的球童（装备遮阳伞以抵挡曲线球的白色冰雹）。
电台播出的《阿莫斯与安迪》（Amos 'n'Andy）令人难以置信地流行，这部广播剧使得弗里曼·F·戈斯登和查尔斯·J·科雷尔的声音成了全美人民最熟悉的口音，让数以百万人夜复一夜地追踪“清新空气出租车公司”的命运，以及奎恩太太违约起诉安迪的进展——并让那位无法无天的休伊·朗（当时正在竞选代表路易斯安那州的参议员）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让两台广播车在全州到处瞎跑，对担惊受怕的象党（共和）大肆宣传自己，把自己称为“王鱼”。（顺便说一下，休伊·朗赢得了这次选举，尽管他不得不绑架两个威胁要对他提起麻烦诉讼的人，并把他们监禁在大岛，直到初选日过去。）还有，博比·琼斯赢得了4场高尔夫球的胜利——英美两国的业余赛和公开赛的冠军——这几场胜利，让电讯消息所费的笔墨比1930年任何其他个人成就都要多，让其他的胜仗全都黯然失色。这些胜仗包括：杰克·沙基击败马克斯·施梅林，费城运动会上世界职业棒球赛的胜利，“企业”队在纽波特打败托马斯·利普顿爵士的“沙姆罗克”队、成功卫冕美洲杯，以及赛马场上的胜利。飞行员总能引起轰动：美利坚飞行员中的白马王子林德伯格开辟了到运河区的空中邮路（不久后他就做了父亲，他的儿子注定有一个悲剧性的结局）；1930年9月，科斯特和贝隆特第一次成功地点对点向西飞越大西洋，在人们心里的“问号”中从巴黎起飞，在长岛顺利着陆。出现了一次“树居抗议”的古怪流行，驱使成千上万爱出风头的男孩子日日夜夜地栖息在树上，希望能被人“录”下来。偶有不幸的事故发生：在沃斯堡，一个男孩睡着了，栽倒在地面上，摔断了两根肋骨；尼亚加拉瀑布一棵树的拥有者请求一个男孩离开这棵树的树杈，于是这孩子的朋友从另一棵树上砍下了一根树杈，把他搬运到新的栖息地，好让他继续守夜；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一个男孩一直呆在树上，直到一道闪电把他打了下来。这次活动令人印象深刻的结局，带来了“坐旗杆”和“马拉松跳舞”的疯狂，这两项活动是20年代的典型。
但总统赫伯特·湖佛却在为本届任期而殚精竭虑地顽强工作，当急转直下的商业指数使他那些乐观的预言成为笑柄的时候，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声望一落千丈，他因此而更加努力地操心和工作。然而，对这位伟大的经济工程师来说，事情并没有好转。
伦敦的裁军会议，尽管经过精心细致的准备——在此期间，拉姆齐·麦克唐纳曾来华盛顿协商——但并没有达成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协议：它设置了一些“限制”，对这些限制，美利坚如果不在新的军事建设上花掉10亿美元，是不可能达到的。一直埋头修订关税标准的国会已经完成了这项工作，其拿出的新关税法案，不是湖佛半心半意地提倡的有限改变，而是高上天的税率，实际上就是（用丹纳·弗兰克·弗莱明的话说）“对整个文明世界的经济宣战”，等于“告知其他国家，对美利坚商品的报复性关税、配额和禁运是符合规矩的……告知我国的战争债务人，它们用来偿还债务的美元是无法得到的。”在任何一个其经济学知识高于幼儿班水平的人看来，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美利坚要么借钱给外国（在20年代它一直是这么干的，如今已经不再这么干了），要么允许大量进口，否则的话，它既不可能繁荣出口贸易，也没有办法从外国收回巨额欠款。一千余位经济学家发现他们头一遭意见一致（也是整个30年代最后一次意见一致），都强烈反对一般税率的任何增长。湖佛总统并不是个经济学的文盲。但事实上，他只是一个行政管理者，而不是政治家。在漫长的关税争论期间，他在政治上被彻底打败了，到最后，1930年6月，《霍利--斯穆持关税法》摆在了他的桌子上，他签署了这部法案——推测起来，大概是带着内心的痛苦来签署的。
湖佛总统的农业委员会一直在市场上购买小麦和棉花，以设法支撑这两种农产品的价格。到了1930年底，它成功地积存了600万蒲式耳小麦和130万捆棉花，其作用只不过是放慢了价格的下跌速度。就好像农业的境况还不够糟糕似的，在夏天的时候，发生了可怕的干旱，受灾地区从东部海岸的弗吉尼亚和马里兰，一直延伸到密苏里和阿肯色（旋踵而来的还有几场更加可怕的干旱）。当田野里水井干涸、作物凋萎的时候，新的哀痛便开始折磨这个身居白宫的人。当商业的持续萧条明显预示着失业者将有一个难熬的冬天的时候，这些哀痛并没有停止，到1930年底，失业者的数量已经从这年春天的三四百万，增长到了大约五六百万。
自金融恐慌后最初一阵疯狂的行动之后，湖佛总统便对政府抗击大萧条的任何直接行动心存疑虑。他更喜欢让经济顺其自然地发展。他坚持认为：“经济萧条不可能通过立法行动和行政决定来疗救。经济创伤必须通过经济体的细胞——生产者和消费者自己——的行动来治疗。”于是，他袖手作壁上观，等待治疗过程自己发挥作用，根据放任主义经济学的神圣原则，它应该能发挥作用。
但在此期间，湖佛并没有闲着。因为已经有人在强烈呼吁联邦政府给予这样那样的援助和救济；在这样的呼声中，他看到了一种严重的危险，威胁到联邦预算、全美人民的自立精神以及地方自治和地方负责慈善救济的传统。他决心打败这一威胁。尽管他设立了一个全国委员会，以关注失业救济的形势，但这个委员会并不分配联邦资金；它只是协调并鼓励州和地方政府，通过州里的拨款和地方慈善组织，为失业者提供帮助。（湖佛是对的，那些富人彼此之间总在说，像英格兰那样的“施舍”是在“毁灭灵魂”。）他强烈反对退伍老兵对补助金的要求——不料“调整补偿”法案竟无视他的否决，获得了通过。他否决了退休金法案。为应对干旱所导致的匮乏和穷困，他敦促红十字会搞一次活动，并建议国会拨款，好让农业部贷款给农民去“购买种子和喂养牲畜的饲料”，但反对联邦政府拿出任何施舍品去喂养人。
在所有这些事情上，湖佛都是非常认真的。在他自己看来，他不仅是国库的看门狗，而且还是美利坚“粗犷的个人主义”的守护人。在一份给媒体的声明中，他说：“本国人民是否会挨饿受冻，这不是个问题。防止挨饿受冻的最佳方法，才是唯一的问题。问题是，本国人民是否会继续保持慈善和互助的精神，这种互相帮助，一方面是通过自愿的捐赠和地方政府的责任，另一方面源自联邦财政为此类目的而给出的拨款……在我的一生中，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国外和南方各州跟贫困和饥饿作斗争。我并不觉得我应该受到‘对受苦者缺乏同情’的指控，但我记得，在许多年来我曾接触过的所有组织中，基金会一直在鼓起最大限度的自救……我愿意保证，倘若有朝一日，我国的志愿机构，连同地方和州政府，一旦不能找到防止饥饿和困苦的办法，我会要求联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