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对满洲地区的侵略，赢得了本国民的狂热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由此就可以一举解决昭和经济危机下的各种困难。特别是农村地区的情况非常恶劣，农民们因为农产品价格一落千丈被迫大量举债，在无望的深渊里苦苦挣扎。参加“血盟团事件”“五一五事件”的农民们，尝试通过恐怖主义和军事政变来寻求解脱之道。几乎在同一时期，农本主义者、右翼农民活动激进分子指导下的农村救济请愿运动在全国迅速蔓延开来。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农民的负债允许延期三年偿付；为购买肥料提供资金补助；为移住满蒙地区的农民提供总额为5000万日元的补助；等等。在全国搜集了大量的签名。这种动向也波及了政党，内阁在1932年（昭和七年）八月的临时议会（也被称为“救农议会”）和同年十二月开始的第64次普通议会上，为农村对策立法。
另外，内阁以所谓的“非常时期”为借口，灵活使用《治安维持法》，对左翼运动进行彻底镇压。根据这一法律而被检举的人数，到1933年（昭和八年）达到顶峰，仅仅这一年就有14622人。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了《蟹工船》《1928年3月15日》等作品而广为人知的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共的领导人、理论家野吕荣太郎等人都被特别高等警察（一般称特高）残酷杀害。1933年（昭和八年）6月，共的干部佐野学和锅山贞亲在监狱里发表放弃信仰的声明，承认天皇制，表示与国际红色主义分道扬镳。
在这一时期放弃信仰的人层出不穷，共遭遇灭顶之灾。但是，红色主义深深地影响了这一时期本国内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以野吕荣太郎为中心，大塚金之助（经济学家）、山田盛太郎（经济学家）、平野义太郎（法学家）、羽仁五郎（历史学家）等人编辑出版了《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岩波书店1932年开始刊行），对本现代社会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分析，其中充满尖锐的批判性见解，对当时的本民众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本现代社会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分析，其中充满尖锐的批判性见解，对当时的人们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样的形势下，本主义或者说本精神论的呼声越来越高，出现了大量的相关著作。这些著作的共同点是，强调本是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的国家，以皇室为中心从精神上凝聚起来，在世界上具有优越地位，这也是“国体论”的核心。从这种立场出发，排斥西欧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些思想在文部省出版的《国体的本义》一书中被进一步强化，试图以此为模具来钳制全体国民的思想。1934年10月，陆军省新闻班出版了宣传册《国防之本意及其强化之提倡》，从将国防视为最高价值的视角出发，主张排斥打击国际主义、个人主义以及自由主义思想。
在红色主义和红色主义运动出现退潮的情况下，政府和军部随后将攻击的矛头对准了自由主义思想。1933年（昭和八年）3月，菊池武夫议员在贵族院发表演讲称：“应该关闭那些破坏国体、煽动红色主义的大学！”同年4月，内务省以违反公共秩序和道德为借口，将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泷川幸辰博士基于自由主义学说的两部刑法学著作禁售。接着在同年5月，文部省又称泷川幸辰教授“有**的倾向”（红色主义倾向），给予停职处分。很快，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的全体教员抗议文部省的处分侵犯了大学自由以及学术自由，集体递交辞呈。这一“泷川事件”引发的抗议行动在全国各地的大学里纷纷上演，但最终因为大学方面的分化瓦解而归于失败。
1932年10月，泷川教授在一次演讲中，以小说《复活》为例，介绍了托尔斯泰的刑法观。他说，托尔斯泰告诉我们，不应该对犯人进行报复，而应该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同情他们。穷人之所以会犯罪，是因为生活中的不安和痛苦。那么，生活上的不安和痛苦缘何而来？当然有个人的原因，如对他人的不理解、利己心和道德堕落，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国家制度和社会秩序的不合理。从这个角度来看，罪犯是由社会培养的，犯罪则是他们对社会施加制裁的唯一方式。那么，国家一方面制造罪犯，另一方面又要惩罚他们，这便是自相矛盾的。简而言之，托尔斯泰的刑法观是：人没有资格裁判他人，勿以暴抗恶。
泷川教授的这场演讲，随后被人举报给了政府，说他宣扬无政府主义，攻击本的法律和法官。其实泷川的观点跟无政府主义毫无关系，只不过泷川在著作中和课堂上，反对政府通过思想倾向来断罪，这就得罪了右翼分子。
泷川说，法律的量刑，要以嫌疑人是否实施了犯罪为衡量标准，不能以主观判断来预防犯罪。政府不能因为一个人的想法和官方不同就将其逮捕。革命党人并不是无耻之徒，也不是道德卑劣者。他们的行为与常理不相符，是因为他们追求更高的道德标准。政府应该把革命党人视为拥有正当权利的对手，而不应该把他们当作邪恶的罪犯。另外，犯罪与疾病、贫困、自杀、失业、卖银相同，是由于不合理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造成的必然现象，仅靠刑罚的威力无法减少和消灭犯罪，只有对社会经济构造进行改革，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犯罪的问题。
由于上述言论，泷川遭右翼分子和政友会议员的联手举报。第二年，即1933年泷川的著作被禁，文相还要求京都大学开除泷川。针对这一要求，京都大学法学部教授会发表一份声明：“学术观点是否妥当，不应由文部省来判断。如果文部省进行干预，将会妨害学问的自由，并使大学自治名存实亡。”正所谓“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学术自由是社会舆论环境健康发展的基础，泷川的主张即使是“不合时宜”的，但也是应该被允许的。因为知识分子的存在意义之一正是对现状的抵抗和批判，而非迎合和颂扬。可尽管如此，文相还是直接下令将泷川解职。文相开除泷川公职的举动，引发京都大学师生的集体抗议。法学部30多位教师一并提交辞呈，抗议政府破坏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京都大学的学生也组织了支援泷川教授的罢课运动，参加者超过3000人。这一事件被称为“泷川事件”。
泷川事件最终导致京都大学法学部21名教师辞职。不过，在西园寺公望的安排下，这些辞职教师大多转任至立命馆大学。
1935年（昭和十年），军部与右翼的攻击矛头又指向了倡导自由主义宪法学说的美浓部达吉博士，他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名誉教授、贵族院议员。美浓部博士提出，国家是“拥有共同目标的多数人组成的结合体”，是有法人资格的团体，基于这种“国家法人说”，他认为统治权归于“作为法人的国家”。由此，美浓部博士认为，天皇也好，议会也罢，与一般国民并无二致，都是国家的“机关”。更进一步说，天皇虽然是最高的“机关”，但当天皇行使权限时，必须受到国民代表机关议会的制约，同时，还必须能够增加国民的幸福。美浓部达吉这一学说被称为“天皇机关说”。同样在东京帝国大学任职的宪法学者穗积八束和上杉慎吉等人则针锋相对，提出了天皇的大权绝对没有任何限制，也就是“天皇主权说”。美浓部博士的观点，是议会政治正当性的基础，在大正时期之后一直都是公认的学说。
“天皇机关说”在议会中引发关注，帝国在乡军人会（会员约有200万人）和右翼势力激烈抨击“天皇机关说”，不断扩大国体明征运动。3月23日，众议院全体一致通过了国体明征决议。讽刺的是，议会排斥和取缔拥护议会政治的宪法学说，其实无异于自掘坟墓。冈田启介内阁在八月和十月两次发出国体明征声明：“‘天皇机关说’有悖于我国神圣之国体，其本义荒谬至极，不可不严加芟除。”与泷川事件相比，1935年的“天皇机关说”事件影响更为深远。因为它不仅打倒了美浓部达吉，清除了政党政治的理论基础，而且还打击了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