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西茨基的境况仅比另一位1920年代的激进作家埃里希·米萨姆稍微好一点儿，米萨姆是无政府主义诗人和剧作家，早在魏玛共和国治下，他就曾因在1919年加入慕尼黑的“咖啡馆无政府主义者政权”而坐过一段时间牢。米萨姆是褐衫军特别痛恨的对象，因为他不仅是激进作家，还是革命者和猶太人。国会纵火案之后，米萨姆被逮捕，受到没完没了的凌辱和虐待，因为不肯唱《霍斯特·韦塞尔之歌》，他被奥拉宁堡集中营的党卫队看守打得血肉模糊，不久之后被发现吊死在集中营的厕所里。
米萨姆以前在慕尼黑那个短命的革命政府里的同事、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和平主义者恩斯特·托勒（也是猶太作家）同样因参与革命行动而坐过牢。他在1920年代创作的一系列抨击德国社会之不公不义的现实剧，使他一直受到公众的关注，其中包括一部讽刺小胡子的、剧名带有讽刺意味的《解放了的沃坦》（Wotan Unbound ）。
1933年2月底托勒碰巧在瑞士，国会纵火案之后的大规模逮捕行动使他打消了回国的念头。他长期巡回演讲，谴责呐粹政权，但流亡生活的艰辛动荡使他无法继续写作，由于对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即将来临感到绝望，他于1939年在纽约自杀。
有些人则能够较好地适应德意志以外的文学世界，其中最著名的是德共诗人和剧作家贝尔托特·布莱希特，他于1933年离开德意志，转道瑞士前往丹麦，最后在美利坚的好莱坞找到工作。最成功的流亡者之一，是《西线无战事》的作者、小说家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呐粹党极力暗示说他有个法兰西姓氏，但他实际上是德意志裔（呐粹党还声称他是猶太人，并且毫无根据地断言其姓氏“Remarque”的最初写法是“Remark”，然后反向拼写这个词，把他的姓氏写成“Kramer”。雷马克在流亡中继续写作，靠出售自己许多作品的电影版权过着相当优渥的生活，以至于1930年代后期在好莱坞等地给人们留下了阔绰花花公子的印象，他与一大串好莱坞女演员的绯闻频频被曝光。
更著名的流亡者是小说家托马斯·曼，其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 ）和《魔山》（Magic Mountain ），以及《死于威尼斯》（Death in Venice ）等中篇小说，确立了他作为世界文学巨匠的地位，并为他赢得了192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曼成为文学界中支持魏玛民主制度的主要人物之一，他不停地在德意志和世界各地巡回演讲，阐述维持民主制度的必要性。他没有直接受到呐粹党的暴力威胁和监禁，但是在1933年2月之后，他不理睬呐粹政权的回国邀请，留在了瑞士。同年6月他写道：“我无法想象生活在当今的国家是怎样的境况。”几个月后，曼在一阵訾骂声中被普鲁士艺术学院开除，同时被开除的还有诗人兼小说家丽卡达·胡赫（Ricarda Huch）等其他民主派作家。此事愈加坚定了他的信念，他告诉一位友人：“指责我离弃了德意志，在我个人看来是用词不当。我是被驱逐的。被公开谩骂，被外国征服者夺走了我的祖国，因为我是比他们成熟、比他们有良知的德意志人。”
托马斯·曼的哥哥海因里希遭到了呐粹政权更加严厉的对待，他是辛辣讽刺德意志第三帝国资产阶级习惯的《稻草人》（Man of Straw ）和《蓝天使》等小说的作者。海因里希由于在大量的演说和随笔中公开批评呐粹党而触怒当局，于1933年被撤销普鲁士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的职务，遂移居法国。继海因里希之后，小说家阿尔弗雷德·德布林也于1933年8月赴法，他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主将，代表作是以战后岁月里德意志第三帝国首都的社会底层和黑社会为背景的小说《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德布林既是猶太人又是前社民党人，实际上已被呐粹党封杀。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到另一位著名小说家利翁·福伊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身上，他也是猶太人，其小说《成功》（Success ）和《奥本海姆一家》（The Oppenheims ）分别出版于1930年和1933年，尖锐地批评了德意志第三帝国社会和政治的保守和反犹思潮。福伊希特万格在美利坚加州访问期间得知其作品被禁，就没有回国。小说家阿诺尔德·茨威格（Arnold Zweig）于1933年逃往捷克斯洛伐克，再转赴巴勒斯坦（Palestine）。他也因为是猶太人而被呐粹政权封杀，其作品无法再在德意志第三帝国出版。
在呐粹政权迅速加强审查与监控的形势下，1933年之后留在德意志第三帝国的作家没几个能继续创作出有水准的作品。就连保守派作家也以各种方式与政权保持距离。
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的周围聚集了一群追随者，他们致力于复兴“秘密的德意志”，以此涤荡魏玛时期的实利主义。乔治在“精神上支持”1933年的“新式全民运动”，但拒绝加入任何呐粹化了的文学团体和文化组织。他的信徒中有几位是猶太人。乔治于1933年12月去世。另一位著名的极端保守派作家、曾在1920年代与呐粹党关系密切的恩斯特·容格尔则很长寿，他一直活到20世纪结束之际，超过100岁。他深受小胡子敬仰，因为他在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小说《钢铁风暴》中美化了战士的生活。容格尔发现第三帝国的恐怖主义根本不合自己的口味，于是退隐到后来被很多人称为“内心移民”的状态。与选择这条道路的其他作家一样，他创作的小说不再有明显的当代背景——许多作家偏爱把背景设在中世纪——尽管这些作品有时小心翼翼地表达几句对恐怖政策或专制体制的笼统批评，但只要不直截了当地抨击呐粹政权，它们仍然可以出版、发行，并且得到评论。
热情支持新政权的一流作家相当稀少，其中有原先不关心政治的表现主义作家戈特弗里德·贝恩（Gottfried Benn）。到1933年底，留在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有才华、有声望的作家寥寥无几，19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剧作家格哈特·豪普特曼或许是个特例。然而在小胡子成为总理时，豪普特曼已年过七旬，早已过了他的创作巅峰。处于巅峰期时的豪普特曼因其打动人心、展现了贫困与剥削的剧作而享有盛名。其时他继续写作，用行呐粹礼以及唱《霍斯特·韦塞尔之歌》的方式，极力公开表达拥护之意。但他没有成为呐粹党员，他的自然主义剧作经常因为所谓的消极态度而遭到呐粹党的抨击。有位匈牙利作家于1938年在拉帕洛（Rapallo）与他见面时，听他发了一大串关于小胡子的牢骚。豪普特曼愤懑地说，小胡子毁了德意志，不久还会毁灭世界。匈牙利人问他，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离开德意志。“因为我是个懦夫，你明白吗？”豪普特曼恼怒地大声说，“我是个懦夫，你明白吗？我是个懦夫。”
随着一流作家的大量流失，艺术家和画家也在大批出走。与此同时，艺术界出现了席卷德音乐界的那种迫害潮。然而在艺术界，小胡子对现代派艺术所显示出的强烈反感，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小胡子认为自己本质上是个艺术家，他在《我的奋斗》中说，现代派艺术是猶太颠覆分子的产品，是“疯子和退化者长出的病态赘疣”。他的观点得到了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的认同，后者坚定不移地站在传统派立场上看待绘画和雕塑的本质与功能。德意志音乐在1920年代不复像18和19世纪时那样主导着国际乐坛，而德意志绘画由于得到印象派、抽象派等现代主义运动的解放，在20世纪的前30年里经历了令人瞩目的复兴，成为所有艺术门类中最出色、在国际上最成功的一种，甚至超过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