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国的焚书行动刻意模仿了一次先例。1817年10月18日，图林根的瓦尔特堡（Wartburg）举行了宗教改革300周年庆典，纪念马丁·路德发表抨击天主教会的论文、揭开宗教改革的序幕。在当天庆典的尾声，持激进民族主义立场的学生们把权威的象征以及《拿破仑法典》（Code Napoléon ）等“非德意志的”书籍投入火堆，象征着执行火刑。这次行动也许为德国民族主义者的一系列示威活动提供了先例，但其实与后来模仿它的1933年行动基本上没有共同之处，因为瓦尔特堡纪念活动主要关心的是表达对波兰的支持、声援第三帝国的新闻自由——梅特涅亲王创立的警察制度所实行的大规模新闻审查限制了报界的自由。不过，1933年5月10日，在刚刚呐粹化了的大学当局的鼓励或纵容下，当烈焰在德国历史悠久的学府腾空而起的时候，肯定有不少人想起了诗人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一个世纪前对瓦尔特堡事件的评论：“在焚书的那个地方，最终也将有人被焚。”
1933年初的几个月里，在呐粹以暴力、恐吓和野蛮手段打击公民社会的过程中，有一个特殊的小群体遭受到特别强烈的仇视和敌意：德意志猶太人。这既不是因为他们像德共和社民党那样属于呐粹党的劲敌，也不是因为需要胁迫他们像其他政治组织和社会团体一样，融入呐粹迅速建立****政权的进程。呐粹对猶太人的攻击有着相当不同寻常的特点。把猶太人逐出普鲁士艺术学院等重要的文化机构、大型交响乐团、艺术学校和博物馆，触目惊心地显示出，呐粹把猶太群体视为外来的非日耳曼精神的主要渊薮，把驱逐猶太人视为一场可以使第三帝国恢复“日耳曼民族性”的文化革命的组成部分。“反犹主义”与“猶太人在德意志社会的真正作用和地位”之间，一向仅有非常牵强和间接的关系，多数猶太人过着无可指摘、循规蹈矩的生活，总体而言在政治上颇为保守。但是呐粹党刚刚上台，猶太人就开始感受到冲锋队倾泻而出的积恨。实际上，褐衫军早在1932年秋就对猶太人的商店和企业、猶太会堂等场所实施了一系列炸弹袭击。小胡子被任命为第三帝国總理之后的数星期里，冲锋队闯入猶太会堂，亵渎宗教用具；砸碎猶太商店的橱窗；随意羞辱猶太人，剃掉他们的胡子，或者效仿意呆利法西斯分子发明的惩罚措施，强迫他们喝下大量蓖麻油。
同年3月5日选举之后，暴力达到了新水平。
选帝侯大街（Kurfürstendamm）是柏林的时尚购物街，许多呐粹党徒视之为猶太人喜欢聚集的区域。选举后第二天，褐衫军团伙沿着这条街横冲直撞，搜寻猶太人，殴打他们。在布雷斯劳，一伙冲锋队员绑架了剧院的猶太裔导演，用橡皮棍和狗鞭打得他差点儿丧生。在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一座猶太会堂被焚烧，一位猶太商人被劫持、狂殴，后来重伤而死。成群结伙的冲锋队员在许多地方涂抹、封锁猶太人的商店。
在布雷斯劳，冲锋队员于3月11日袭击了法院大楼的猶太裔法官和律师。
各法庭休庭三天，等到重新开庭时，迫于褐衫军的压力，法院院长裁定，仅允许此前在布雷斯劳执业的364名猶太裔律师中的17人进入法院大楼。冲锋队员在第三帝国全境冲击法庭，把正在庭审的猶太裔法官和律师拖走，殴打他们，不许他们再出庭。这些行动造成的扰乱，连小胡子也觉得过于严重，他在3月10日要求停止这种“个人行为”，以免扰乱公务或者损害经济。关于这个问题，他已收到包括帝国银行在内的重要商业机构的投诉。小胡子还亲自强令莱比锡的呐粹党头目取消了以揪出猶太裔律师为目标的突袭帝国法院计划。但帝国法院以下的各级法院就是另一码事了，他未加干预。呐粹报刊继续发表疯狂的煽动文章，要求清洗司法界的猶太裔专业人士，支持此事的请愿书潮水般涌向帝国司法部，它们来自“民族主义”律师团体。事实是，尽管对猶太商店和企业的袭击使小胡子在联合政府中的民族党伙伴感到不安，然而对猶太律师的攻击却基本上没有引起不安。
在司法界，极少有人抵制这种攻击行为，或者说无人抵制，就连不赞成这种做法的人也不曾抵制。见习法官雷蒙德·普雷策尔正坐在柏林法院的资料室里，褐衫军冲进了大楼，高声驱逐所有猶太人。“有个褐衫军走到我的桌前，”他后来回忆道，“‘你是雅利安人吗？’我来不及多想，应声说：‘是。’他凑上来端详我的鼻子，然后走开了。血涌上我的面颊，我感到了耻辱和挫败，刚才太迟钝了……用那样的回答换取留下来安静查阅文件的权利，真丢脸！”
小胡子的干预仅仅使一系列暴力事件暂时有所减少，却根本未能全面制止。刚过两个星期，它们又开始了。1933年3月25日，来自外地的30名冲锋队员闯入西南部的下施泰滕（Niederstetten）的猶太人住宅，把里面的成年男子拉到市政厅，用几乎不加控制的残暴手段殴打他们；同日上午，在附近的小镇克雷格林根（Creglingen），类似的事件导致18位遭到殴打的猶太裔男子中的2人死亡。在威斯巴登（Wiesbaden），成群结伙的青年砸碎猶太商店的橱窗。下巴伐利亚的地方官在3月30日汇报：
“本月15日清晨，快6点的时候，一辆卡车载着几个身穿深色制服的人出现在猶太商人奥托·泽尔茨（Otto Selz）位于施特劳宾（Straubing）的住宅前。还穿着睡衣的泽尔茨被带出家门，塞进卡车绑走。大约9点半，泽尔茨在兰茨胡特区的翁格（Weng）附近的树林里被发现，已被击毙……几个村民说，看见卡车上的人当中有一些佩戴着红色卐字袖标。”
小胡子的干预表明，这些事件并不是任何已成型计划的组成部分，而是表达了各级呐粹党徒内心对猶太人的仇恨、愤怒以及暴力倾向。冲锋队的暴虐，在此之前主要是针对帝国国旗团和红色阵线战士同盟，但此时因呐粹党的胜选而得到全方位释放。既不受制于警方的干涉，也不受司法检控的真正威慑，于是呐粹党徒在袭击猶太人的行动中尽情泄愤。虽然呐粹领导层希望控制住暴力，但他们的实际做法却是在不断推波助澜——他们不但把反犹情绪宣之于口，还让由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的《冲锋报》领衔的呐粹报刊持续刊登反犹文章。据一份显然不完全的估计，截至1933年6月底，呐粹冲锋队已杀害43名猶太人。
这些事件在境外并非无人关注。外国报纸驻柏林的记者报道说，看见被打得失去知觉的猶太人躺在柏林的街上，鲜血顺着他们的脸颊流下来。批评性报道出现在英、法、美三国的报刊上。3月26日，保守派外交部长冯·诺伊拉特对环球通讯社柏林分社记者路易斯·P·洛克纳（Louis P.Lochner）说，境外的“暴行宣传”让人想起关于德军1914年所犯暴行的比利时传言，它很可能是一场用假消息攻击德意志政府的协同行动的组成部分；而革命注定要伴随着“某些越轨行为”。与诺伊拉特不同，小胡子本人公开把这些报道描述为“猶太人用暴行故事进行的诽谤”。同日在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与戈培尔、希姆莱和施特莱歇尔开会时，小胡子决定把基层党员的反犹干劲引导为一场协同行动。3月28日，他下令各级党组织做好准备，在4月1日对猶太人的商店和企业实施一场抵制行动。这场行动在第二天获得了内阁的批准。抵制行动远非出于一时冲动而对国外“暴行宣传”的一次迅速回应，而是呐粹党内人士，尤其是那些最敌视“猶太”大企业（例如百货商店和金融机构）的人筹划已久的。呐粹头目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认为，欧洲的猶太人与美利坚的猶太人之间有着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