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艳最近过得很是风光。不到四十岁，就做了东亭市的教育局长，女干部本来就不多，有的虽然也是正处级，但都是在妇联、工会等不起眼的位子上，像赵艳这样有职有权的，全市也找不到几个。教育局长这个位子，赵艳没做过不知道，做了之后觉得，比自己原来那个副县长的位子可是强多了。自己是局长兼书记，一个人说了算。虽说局里只有30多个编制，并不大，但下面管的学校多。市里的几所重点高中，重点初中，甚至幼儿园，那么多师范毕业生，谁不想进去当个老师，收入高，又有社会地位。这些用人指标实际上赵艳说了算。除了市委书记和市长亲自安排的，赵艳不敢不办外，其他的副市长、副书记，赵艳就看他们和自己的交情，想办的就办，不想办的就找个借口拖着。每年市属学校有上百个进人指标，但整个东亭市，师范毕业或者非师范毕业却想从事教育工作的学生，每年有2000多人，名额有限，竞争非常激烈。虽然为了体现公平，现在教育上进人也进行公考，但那只是提高了门槛。笔试成绩通不过，就没有资格进入面试。但真正到了面试阶段，没有过硬的关系说话，分数再高，也可能落选。这时候赵艳作为教育局长，她的话就非常关键。她说谁行，别的副局长也不敢反对。
作为副职，他们多年已经形成了习惯，知道反对也没有用，副职和一把手是没办法斗的。发牌权在正职手里，对方发什么牌，也不会提前告诉你；即使告诉你，也不会告诉你全部。你即使想反对，正职随便找了理由，就把你压的不吭声。你只能是自讨没趣。心里就是有不满，也不能表现出来，只能忍着。你要是憋不住，发泄出来，惹火了正职，他就会找办法修理你。反正下面的人都听他的，他是一把手，可以给别人利益，别人也乐于为其所用。什么活难干让你干什么活，谁难管就让你分管谁，修理的你一点脾气也没有。这还算好的，如果真正把正职惹恼了，他天天到上级领导那汇报你的不是，上级领导又不认识你是谁，即使认识你也和你没有很深的关系。再说了，正职可以利用公共资源，如给领导用公款送点东西，为领导办点私事，天长日久就和上级领导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副职呢，你手中没钱，用自己的钱送你也送不起。你也没实权，办事领导也不找你。你和正职闹不团结，说不定哪一天你就会不明不白地被挪了地方，别人都知道了，你自己还不知道，在官场上再也没有爬起来的机会。所以在机关里待久了，再笨的人也学会了精明。这些副职不想成为呆鸟，他们最精通的学问就是明哲保身，先保全自己，然后才是发展壮大自己。不到摊牌的时候决不摊牌，没有决胜的把握时决不宣战。他们喜欢静静地等待，像草原上一只只老谋深算的狼，等待对手犯个致命的错误，最好自己打倒自己。那时候再出来，收拾残局，拣到了胜利果实，又不会惹上任何血腥，没有任何心理负担，赢得心安理得。
多年在官场历练，赵艳也深知做副职的心理。她是个聪明的女人，知道自己吃肉的时候，还会让他们喝点汤。对于复职们求自己办的事，如果不违反大的原则，赵艳都会给他们办。这样才能减少对立面，自己想办什么事时阻力也就小了。手中握着进人权，找自己办事的人就很多。有的是想安排人，让自己的子女、亲戚进更好一点的学校工作，有的是想安排自己的亲戚或者自己的孩子到重点学校上学。重点学校的指标有限，让谁上不让谁上，有时候就是赵艳一个电话或一张条子的事。刚开始时，找赵艳办事的人到办公室找到她时，把所要办的事情讲清楚，临走时都会拿出一个信封，恭恭敬敬地送到她面前，不用说赵艳也知道，里面是钱，少了三五千，多了有一两万，根据所办事情的难度不同，所送的钱多少也就不等。
看到来人拿出了那么多钱，赵艳也很紧张，她当副县长时也有部下给她送礼，但大多是一些礼品券之类的，送钱的很少，有的也只是一两千而已，因为副县长手中确实也没有多少实权，办不老什么事。现在当了局长，情况大不一样了。所办的都是具体事，关系到一个人的前途、命运，给别人办成一件事，对方就十分感激，想想送什么东西赵艳也可能不稀罕，还是送钱方便，爱买什么东西就买什么东西。赵艳也知道，收多了有风险，一旦被查处，自己的事就不是小事。
常年在东亭呆，她也知道，东亭的官员几乎没有不收礼的。东亭是个穷地方，官员的工资收入低，就拿她这个正处级的局长来说吧，一个月才2000多块钱。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像她这个级别的干部，合法的收入一年也有十几万。靠自己那点可怜的工资，连正常的生活都难以维持。没有钱，东亭的官员就会想办法。东亭官员发财的途径主要是两条，一条利用自己的用人权，在单位进人、提拔方面搞一言堂。只要你说了算，自然就会有人主动找上门来。另一条就是在工程项目上做文章，例如买大宗的设备，建大楼，只要你手中有项目，就会有老板主动找上门来。现在的老板聪明的很，你跟谁关系好，他就会让谁牵线，项目一旦谈成后，牵线的人也有一定好处。老板和工程项目的业主单位的一把手私下达成了协议。一个反正花的是公家的钱，花的越多，老板的回扣就越多，钱只是在老板账上转转手，就进了单位一把手的腰包。因为知情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行贿的老板，一个是受贿的领导，两个人是在一条船上，发的是掏国库的财。只要两个人不说，就是群众都看出有问题，但由于没有直接的证据，纪检和司法部门也无法介入，官员的位置照坐着，看谁不顺眼，还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给他点小鞋穿穿。
就是有一两个不怕死的群众跳出来，和贪污、受贿的单位一把手公开叫板，那当领导的也有办法。你去告吧，他找茬子停你的职，让你没有工资收入，你连饭都没得吃，还有劲告吗？你就是执迷不悟地再告下去，那领导也有办法。你告到市里，那好，他就拿公家的钱拉关系送礼，本来你不告，他还不认识有关部门的官员，你告了，恰恰给他创造了一个和有关部门领导接触的机会。谁又没有个私事？他手中有权，给别人办点事，再送点礼，那点事就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你告到省里，他的关系就建立到省里，你告到北京他的关系就建立到北京，说不定那一天有个关键的人物给他说句话，他就又升了。你是越告越苦，他是越告越升。你越来越穷，他越来越富。所以在东亭，在官场上混，大家都心知肚明，不贪白不贪，贪了是你有本事，不贪是你傻帽！过了那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一旦下台，就没有人理你了，再想贪，急死你也没机会了。
赵艳刚到教育局做书记时，当时的局长叫付新民。付新民在下面县里做过县委书记，是前任市长的铁哥们之一，是个吃肉不吐骨头的主。付新民刚当教育局长的第一年还比较收敛，对几个副职还客客气气的。一年一后，熟悉了情况，人也认清楚了，他就召开了会议，重新调整各个副职的分工。他冠冕堂皇地说，人权、财权这两个问题，最复杂，最难管，也最容易得罪人，我是一把手，我不怕得罪人。你们几个副职认真干好自己分内的事，其他的得罪人的事，我来管。他说的慷慨激昂，弄得几个副职苦笑不得，被他当猴子耍了一回。
付新民在县里贪污已习惯了，胆子也大，到了教育局，他也知道自己就这样了，官不可能再升，就抓紧时间，多贪些钱。教育局的大小官员，不管你是科长还是科员，只要你不给他送礼，他就记着你了，日后会设法找茬子，给你小鞋穿。教育局的局机关和下属学校每年要进什么人，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大学生毕业要想进机关，不给他送个三四万，根本就别想办成事。就是到学校当个老师，不送个两三万，也没门。对于求他不办事的人，付新民一视同仁，拿钱说事。关系再好，没有钱，照样拖着不办。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