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森豪威尔将军出任司令——和美国将军们相处融洽——需要一个简单的命令——华盛顿传来意外的坏消息——美国对进入地中海抱有顾虑——8月27日，我向罗斯福总统致电——8月30日，总统复电——美国相信不会遭受法军攻击——9月1日，我向总统致电——9月3日，总统复电——我建议艾森豪威尔飞往华盛顿解释——我写给哈里·霍普金斯一封未送出的信——审视僵局及其成因——9月4日，总统带来好消息——我们同意：胜利万岁！——好，全力以赴——计划和时机——进一步与艾森豪威尔和马克·克拉克进行讨论——9月15日，我致电总统——“美国的一次行动，我们是你们的帮手”——确定“火炬”计划的日期在11月8日——隆美尔最后一次向开罗出击——阿拉姆海尔发（Alam Halfa）战斗。
当我离开伦敦去开罗和莫斯科执行任务时，还没有选定“火炬”作战计划的指挥官。我曾在7月31日提出建议说，如果马歇尔将军担任1943年穿越英吉利海峡行动的最高统帅，那么应让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伦敦担任他的副手和代言人，并作为指挥官执行“火炬”作战，由亚历山大将军作为副手。美方的意见正向我所期待的方向推进，在我启程从开罗去往莫斯科前，罗斯福总统给我发出下面两封电报：
罗斯福总统致前海军人员（在开罗）
1942年8月6日
英国三军参谋长于8月6日提议由艾森豪威尔将军担任“火炬”作战计划的总司令，我和美国三军参谋长表示同意。英国三军参谋长提交了有关艾森豪威尔将军职责规定的正式指示，我们正在研究，很快就会形成报告。
8日他又发来电报：
我完全同意提前“火炬”作战计划的日期，我希望能比原定日期再提前3个星期。
关于公布艾森豪威尔出任统帅一事，已交由伦敦和华盛顿双方的三军参谋长们审核决定。
***
8月24日，当我从开罗返回伦敦时，最终的计划还没有形成，很多问题还有待决定。第二天，艾森豪威尔和克拉克将军前来，我们在一起进餐时讨论了作战情况。
在这段时间里，我和这些美国军官的交往颇为密切，也令人愉快。从他们在6月到达后，我就安排每周的星期二在唐宁街10号举行午餐会。似乎这些集会都很成功。几乎总是他们围着我一个人，我们深入地谈论了我们的全部事务，来回反复地谈，就像是来自同一个国家。这些私人交往我认为是大有裨益的。爱尔兰炖菜很受我的美国客人，尤其是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欢迎，我的妻子几乎总是能端上这道菜。很快，我就开始称艾森豪威尔为“艾克”（Ike）。我还给马克·克拉克和比德尔·史密斯（Bedell Smith）起了外号，分别是“美国白头鹰”（the American Eagle）和“美国斗牛犬”（the American Bulldog）。史密斯9月初到了这里，担任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看了他们的照片，就知道为什么要取这样的外号了。在楼下餐厅我们也开过几次非正式的会议，在晚上10点左右开始，有时会持续到深夜。好几次美国将军们也会前来契克斯过夜或是度周末。这些时候，我们只谈自己的本行，其他一概不谈。
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一位助手，同时也是一位文职人员，曾在他的一本著作里暗示说，美国的军官们工作负担过重，这些集会是个巨大的负担。如果事实如此，那他们就太过注重礼貌，也太过掩饰自己的感受了。不管怎样，我都坚信这些紧密的关系对于战事的开展是必要的，否则我就不能把握整体的情况。在9月28日的一次会议上，我对比德尔·史密斯和他的长官的确做了件好事。那天在还没到深夜时，我注意到人们所称的这位“近视眼”（Bettle）看起来疲惫不堪，面有病容。我建议他去睡觉，可是他却坚持要留下。有一阵我甚至认为他就要晕倒，从椅子上摔下来。于是我结束了讨论。在上楼时，我要求艾森豪威尔单独和我去下内阁会议室。在关门后，我对他说：“你想要比德尔参加战斗的话，不管他怎么说，今晚你就得把他送去医院。否则你就会永远失去他了。”艾森豪威尔一向行事干脆，他照我说的做了。在第二天，比德尔·史密斯被送进了医院，接下来的两天中，他输了两次血，在整整两个星期的时间里，他完全脱离了工作，大部分时间卧床休息。正是这样，他才在之后为我们心系的作战计划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
在和美国将军们会谈过后，我向罗斯福总统致电：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1942年8月26日
1.从现在开始，我要全神贯注于“火炬”作战计划，我向你保证，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实现你的伟大战略思想，并获取决定性的胜利。在和艾森豪威尔、克拉克以及此间的我方人员会谈后，我认为要顺利推进这一计划，唯一的最佳做法是确定作战的日程，并使一切事务都遵照这一日程付诸实施，而不是在等到一切都准备就绪才开始作战。要说有莫大的帮助的话，就是我们给艾森豪威尔下达这样的命令：“定于10月14日启动‘火炬’作战计划，应出动现有的部队，在你认为合适的地点发起进攻。”这个命令会对准备工作产生彻底的改观。艾森豪威尔将被真正赋予了盟军总司令应有的权力。永无休止的反对意见、顾虑和善意的改进都会回到各自合适的地方，原来几乎是无穷无尽的迟疑和犹豫都会被采取行动所替代。我认为，这个命令将是艾森豪威尔所乐见的，不管怎样，这给了他从来没有的机会。
2.在我看来，这次作战最主要是取决于政治层面。最大的胜利是不战而胜，其次就是在非战不可的情况下，获取胜利。为了争取能够不战而胜，我们必须（1）在第一轮攻击就展现出最大的压倒性的力量；（2）要尽可能打击更多的地点。这种作战方式完全不同于迪耶普登陆战和任何类似“痛击”作战计划的战斗。在“痛击”作战计划中，和我们对抗的是富有效能的德军和防御得如铜墙铁壁般的法国海岸。在“火炬”作战计划中，最糟糕的情形也不过是敌军力量薄弱的零散抵抗，况且我们在登陆的攻击点上有大量的选择余地。如果行动有所延迟，就会使风险和难度倍增，那样即使是增加再多的兵力也于事无补了。有些在理论上甚是推崇的做法，比如说要悉心规划每一个细节，每次谋划都坚持安全第一，长期的战役需要长远的准备，从而应对每个可预见的突发状况等，如果应用到这次战役中，反而会适得其反。如果晚于我所指出的行动日期，就会极大地增加消息泄露的危险，并促使敌军先发制人。
3.为了减轻司令官们的负担，我建议应由我们明确政治上的依据，并为此次风险承担责任。在我看来，以下的假设合情合理：（1）因为“火炬”作战计划，西班牙就不会对英美开战；（2）德军要强行通过西班牙，或是从那里夺取供给至少还要两个月的时间；（3）北非法军多半只作表面上的抵抗，只要通过大规模的突袭就能压制，之后，他们的指挥官可能会领导他们给予我们积极的帮助；（4）维希政府不会对美国和英国宣战；（5）希特勒会对维希施加极大的压力，然而10月他手上没有兵力横行于法国未被占领的地区，与此同时，我们可以把他钳制在加来海峡等。上述的所有依据都可能证明是错误的，要是如此的话，我们就只能被迫进行一场艰苦的征战了。为此，我们早已有所准备，然而如果在一开始我们就冒险大胆地放手一搏，力争获取不流血的胜利，那将会取得辉煌的战绩。政治上所冒的风险，以及证明政治判断上出现错误的话，我个人准备承担任何责任。
4.显而易见，西部沙漠作战的一次胜利会极大地推动这些政治设想。不是隆美尔在8月有月色的夜晚攻袭我们，就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