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丽丽在裁缝铺干了不到两个月，就不想干了。
不是干不了。她锁边锁得比谁都好，针脚匀，线头剪得干净，中年女人一天锁两百条，她能锁两百三十条。不是慢，是不想快了。快了又怎样？一天多挣三毛钱？三毛钱能买什么？一个馒头，一碟咸菜，半碗粥。她不是嫌钱少，是嫌没意思。早晨来，坐下，锁边，剪线头，叠好，再锁。天黑回家，吃饭，睡觉，第二天再来。跟流水线一样。她在南方拧了三年螺丝，回到黄原又锁裤腿。拧螺丝和锁裤腿有什么区别？一个站着，一个坐着。手都没停过。
可手停了，脑子就转。
脑子一转，古风铃就出来了。
她恨他。这根是扎在骨头里的，拔不出来。她恨他当年睡完就跑，恨他那张“我不再爱你”的纸条，恨他在她最不堪的时候一个人骑车出了城，把她扔在那间出租屋里，衣裳不整，人事不知，被房东踹开门压上来。她更恨的是，他跑的那天夜里被火车撞了。不是恨他遭了报应，是恨他遭了报应之后，她还不能撒手。
她想过撒手。刚到南方那半年，她躺在八个人一间的宿舍里，听着别人的呼噜声，盯着上铺的床板，想过无数次：不寄了。不救了。让他死。可到了发工资那天，她还是去了邮局。钱递进窗口，汇款单填上“古风铃”三个字，手不抖，心不跳，像在完成一道工序。她不是救他，是锁他。她要他用那具面目全非的残躯活着，不死不醒，替她受着。她吃的苦，他得陪着。她熬的夜，他得躺着。她在流水线上拧到手指出血，他就在病床上插着管子咽口水。公平。
这口气吊了她三年。三年后她回来，发现他不见了。
她查了半年。表叔刘德厚找不到了，那个叫刘桂兰的账户销了户，医院不认账，派出所立不了案。古风铃像一滴水蒸发在黄原的空气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她不甘心。不是舍不得他，是不能让他就这么没了。他要是死了，她这三年算什么？她在南方拧的每一颗螺丝，咳的每一口血，被线长骂的每一句难听话，全都白费了。她必须找到他。活要见人，死要见坟。她要亲眼看着他躺在床上，或者跪在他的坟前，把这三年的账算清楚。
所以她跑。黄原、西安、北京，能去的地方都去了。信访办、医院、派出所、报社，能进的门都进了。材料递了一摞又一摞，每一份都石沉大海。她知道希望不大，可她不能停。停下来，那股恨就散了。恨散了，她就什么都没有了。
五月中旬，裁缝铺的中年女人跟她说了一件事。女人的表哥在西安一家民办医院当护工，说医院里躺着一个植物人，陕北口音，三十来岁，躺了好几年了，没人管，欠了一屁股医药费。
杜丽丽的手停了。锁边机还在响，她的脚没踩了。
“叫什么名字？”她问。
“不知道。表哥没说。就知道是陕北的，出车祸撞的。”
杜丽丽当天就辞了工。中年女人说“你找到人了就走，工钱我给你结”，她没要。她把围裙解下来，叠好，放在缝纫机上，拿起包就走了。
坐夜班火车去的西安。硬座，靠窗，一夜没合眼。不是不困，是闭眼就看见古风铃的脸。不是出事前那张年轻的脸，是她在医院见过的那张——肿的，黄的，插着管子，眼眶凹陷，像一具还有温度的尸体。她看见那张脸，心跳就快了。不是心疼，是兴奋。她恨自己这种兴奋，可它就在那里，压不下去。
到了西安，转了两趟公交车，找到了那家医院。民办的，小，藏在一条窄巷子里，门口挂着褪色的牌子。她走进去，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和尿骚味混在一起的臭味。她找到护士站，一个胖护士坐在里面织毛衣。
“请问，你们这里是不是有一个植物人？陕北的，男的，三十来岁。”
胖护士头也没抬。“好几个呢，你说哪个？”
“出车祸的。躺了好几年了。”
胖护士想了想，放下毛衣针，翻了翻桌上的登记本。“三床，姓马，不是陕北的。五床，姓李，西安本地的。八床，姓王——”她停了一下，“姓王，延安的。出车祸，躺了四年多了。”
杜丽丽的心跳又快了。“叫什么名字？”
“王建军。”
杜丽丽站在护士站前面，手攥着包带，攥得指节发白。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没说出来。站了几秒钟，转过身，往走廊深处走。不是去找人，是不知道自己该往哪走。走廊很长，灯管坏了一半，忽明忽暗。她走到尽头，推开门，是一个院子。院子里堆着杂物，破旧的病床、轮椅、纸箱。墙角长着草，枯了又长，长了又枯。
她蹲下来，蹲在台阶上。手搭在膝盖上，低着头。不是古风铃。又是一个不是。她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个“不是”了。黄原的、西安的、北京的，她跑了十几家医院，问了几十个护工，翻了几百份病历，每一个都不是。古风铃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也许他早就死了，死在某个没人知道的角落里，连坟都没有。也许他被人接走了，去了一个她找不到的地方，换了名字，换了身份，重新活成另一个人。也许他醒了。醒了，也不找她。
她蹲在那里，蹲了很久。太阳从头顶挪到西边，影子从脚下拖到墙根。她站起来，腿麻了，扶着墙站了一会儿，才迈开步子。走出医院大门，天快黑了。她站在巷口，不知道该往哪走。回黄原？回旅馆？回裁缝铺？她不想回去。回去干什么？锁裤腿？锁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她摸了摸兜里的钱，不多了。去北京的路费够不够？她不知道。可她得去。北京还有几家医院没跑过，还有几个护工没问过，还有几份病历没翻过。她不能停。停下来，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她走到火车站，买了去北京的票。
硬座，靠窗。车厢里人不多，空了大半座位。她把包抱在怀里，头靠着车窗，看着外面黑沉沉的田野。远处的村庄一闪一闪，几点灯火，像萤火虫，一明一灭。她把窗户打开一条缝，风灌进来，冷，刺得脸疼。她把窗户关上了。
火车在郑州停了一站。站台上有人上车，有人下车。她隔着玻璃往外看。一个穿蓝格衫的女人从站台上走过，步子不快，腿有点僵。那女人的侧脸，颧骨高，下颌线条硬。杜丽丽看着那张脸，心里动了一下。不是认识，是觉得那张脸不该出现在这里。那张脸应该在另一个地方，在黄土坡上，在一个很远的地方。那女人走过她的车窗，没有往里看，走过去了。杜丽丽隔着玻璃看着她走远。
她没有多想。现在她心里只有一件事。找到他。活要见人，死要见坟。她要站在他面前，看着他生不如死的样子，把这口气咽下去。咽下去了，她才能活。或者，才能死。
她把额头抵在车窗上。玻璃凉，硌得疼。她没有动。
明天到北京。北京还有三家医院没跑过。三家跑完了，还有别的地方。她有的是时间。她已经找了两年了。不差这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