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开庭那天，旁听席坐满了人。
原本属于我的位置上，放着一束白花。
年轻消防员第一个出庭作证。
她将发现我的过程完整说了一遍。
“他已经无法独立站立。”
“病号服和双腿上全是血。”
“我把他送到急救区时，以为医院一定能救下他。”
说到这里，她停顿了一下。
“我没想到，真正阻止抢救的人会是他的亲人。”
何医生随后出庭。
她确认我至少有四次获救机会。
第一次，是进入急救区后立刻接受手术。
第二次，是使用备用麻醉机开腹止血。
第三次，是乘外院救护车转院。
第四次，是我最后伸出隔离帘求救时，立即停止镇静并组织抢救。
四次机会，一次次被我的妻子和母亲阻断。
急救中心接线员最后出庭。
法庭播放了那通电话的完整录音。
我的呼吸又急又轻。
“请快一点。”
“我刚做完肝切除手术，一直在流血。”
“我可能撑不住了。”
接线员不停告诉我，救护车已经出发。
紧接着，手机被我妈抢走。
她冷静地取消了救援。
录音播放到最后，顾清宁始终低着头。
直到法庭再次播放我被注射镇静剂前的声音。
“我已经把半个肝给他了。”
“还不够吗？”
“顾清宁，我是不是一定要死在你面前，你才肯先选我一次？”
她的肩膀剧烈颤抖。
录像里，她没有回答。
她只是按住我的手臂，任由药液进入我的血管。
随后，她离开了。
顾清宁忽然站起来。
“我认罪。”
法官示意她坐下。
她却像彻底崩溃般哭喊：
“是我害死他的！”
“他已经告诉我了，是我不相信！”
“他当时还有救，是我没有进去！”
法警将她重新按回座位。
我妈也在被告席上失声痛哭。
可法庭没有因为她们的悔恨停止审理。
悔恨不能抵消已经发生的死亡。
庭审最后，检方展示了一张时间轴。
从消防电梯关闭，到我停止呼吸，一共不到两个小时。
每一个关键节点后面，都标着阻断救援的人。
顾清宁。
张护士长。
顾清宁。
张护士长。
两个名字交替出现，组成了我走向死亡的全部道路。
法官问顾清宁是否还有最后陈述。
她抬头看向旁听席上的白花。
“景川最后问我，为什么不能先选他一次。”
“我现在终于有答案了。”
“因为我以为他永远不会离开。”
“如果还有一次机会......”
我忍不住笑了。
人总是在失去之后，才开始幻想如果。
可真正需要她作出选择的那一天，机会从来没有少过。
是她亲手把每一次机会都推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