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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葬礼之后,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
  顾清宁主动申请补充笔录。
  这一次,她没有再说火灾现场混乱,也没有强调林晚舟制造了假警报。
  她从电梯门关闭前开始,完整写下自己的每一个选择。
  “我知道丈夫刚完成供肝切除手术。”
  “我也看见他无法独立站立。”
  “但我认为受体比供体更加脆弱,所以将最后一台便携式呼吸机留给了林晚舟。”
  写到这里,她停了很久。
  然后继续:
  “这个判断并非基于完整检查。”
  “我没有检查丈夫的失血量,也没有评估他的腹部情况。”
  “我只是本能地相信,林晚舟比他更需要我。”
  她承认自己听见了我的求救。
  也承认在决定使用镇静药时,她真正想解决的不是我的危险,而是我的哭喊妨碍了她照顾林晚舟。
  最后一页,她写道:
  “我是移植外科医生。”
  “我具备辨别危险和实施救援的能力。”
  “可我把专业知识用来证明自己的偏心合理。”
  “我不是不知道后果。”
  “我只是认定承担后果的人不会是我。”
  我妈也提交了自述。
  她写得比顾清宁更慢。
  每写几个字,眼泪便会落在纸上。
  “景川从小就喜欢引起注意。”
  “我一直觉得,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放任他占用别人的时间和资源。”
  “所以每当他喊疼,我都会先怀疑他是不是又想让人围着他。”
  她承认,在何医生警告我会死亡时,她心里曾有过一瞬间的恐惧。
  可周围有那么多人看着。
  她不愿推翻自己先前的判断,更不愿当众承认自己错了。
  于是她撕掉手术申请,告诉所有人我只是在闹。
  “我不是为了救更多人。”
  “我只是为了维护自己公正无私的形象。”
  “我知道他从小想让我看着他。”
  “可我每一次都用冷漠证明,我不会被他控制。”
  “最后,我把他真正的求救,也当成了控制。”
  写完最后一句,她趴在桌上失声痛哭。
  调查人员收走两份自述。
  没有人安慰她们。
  坦白只能帮助真相完整。
  却不能让罪责消失。
  顾清宁问:
  “景川的朋友看过这些了吗?”
  “他会原谅我吗?”
  调查人员合上文件。
  “受害人已经死亡。”
  “没有人有资格替他原谅你。”
  我站在她身后,平静地看着那份自述。
  活着时,我等过她的解释。
  等她告诉我,为什么每一次都先选择林晚舟。
  现在我终于听到了答案。
  不是因为责任。
  也不是因为谁真的更危险。
  只是因为她相信,我会永远等在原地。
  可从她亲手掰开我抓住电梯门的手开始,我就已经不再是她的丈夫了。
  死亡只是让这场迟来的告别,变得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