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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在两个月后宣告。
林晚舟因故意干扰监护设备、妨碍正常救援及作出虚假陈述，承担相应刑事与民事责任。
他在听到结果后瘫坐在地，不断强调自己才刚完成移植。
可法律不会因为他身体里带着别人的肝，就忽略他曾怎样夺走供体的生机。
顾清宁和我妈承担的责任更重。
法院认定，她们具备专业救治能力，也明确知晓延误抢救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然而，两人仍连续实施了扣留设备、撤销手术、取消转院和不当用药等行为。
这些选择共同导致我的死亡。
宣判时，顾清宁没有辩解。
她只是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
那双手曾经参与过许多器官移植手术。
也曾按住我，让镇静药进入我的血管。
我妈听到自己的刑期后，忽然问法官：
“我服刑结束以后，还能去儿子的墓前吗？”
没有人回答她。
她似乎这才意识到，即使有一天刑期结束，我也不会在墓地等她。
宣判之后，医院正式处理了两人的执业资格。
顾清宁的医生资格被依法审查。
我妈所有护理荣誉和管理职务也被撤销。
医院将处理结果张贴在公告栏上。
公告旁边，挂着一条新的急救规定。
活体器官供体与受体必须由相对独立的医疗团队负责。
任何供体出现伤口裂开、血压下降和异常出血时，必须立即启动绿色通道。
不得以供体术前健康为由降低抢救等级。
亲属关系不得成为拒绝必要抢救的理由。
规定的最下方，印着我的名字。
医院说，这是为了纪念我。
可我并不需要这样的纪念。
如果这条规定早一点存在，如果有人在我求救时愿意坚持，我本可以活着走出医院。
顾清宁被押走前，何医生来见了她一次。
她递给顾清宁一张复印件。
那是我刚进入急救区时的监护记录。
“我一直在想，如果我当时不服从张护士长的安排，结局会不会不一样。”
“所以我会接受自己的处分。”
“但你不能把责任推给我。”
顾清宁将那张纸紧紧贴在胸口。
“我知道。”
“最该相信他的人是我。”
“可我没有。”
我妈也接受了最后一次问询。
调查人员问她是否对判决有异议。
她摇头。
“我只想知道，景川死的时候疼不疼。”
鉴定人员沉默片刻。
“他后期血压极低，又受到镇静药影响，意识逐渐模糊。”
“但在彻底失去意识前，他一直试图求救。”
“他的手指上有隔离帘金属环留下的伤痕。”
我妈捂住嘴，哭得身体蜷缩起来。
她曾嫌我总想引起注意。
可生命最后一刻，我没有要求所有人围着我。
我只是希望妻子和母亲能回头看我一眼。
警车分别载着她们离开法院。
顾清宁和我妈隔着两扇车窗，看见了彼此。
这一次，她们没有再争论谁的责任更大。
因为判决已经替她们说清楚：
她们每个人，都是亲手关上我生路的人。
几个月后，林晚舟在监管下接受了一次复查。
检查结果显示，移植肝功能良好。
我捐出去的半个肝依旧在他的身体里平稳运转。
顾清宁拿到报告后，看了很久。
她曾经拼命保护的东西，最终活了下来。
可那个把肝切下来送给她的人，却永远留在了隔离帘后。
我站在阳光下，最后看了她一眼。
这一生，我的确总想引起别人的注意。
可我从来不需要所有人都看着我。
我只希望我的妻子和母亲，能在我快死的时候，回头看我一眼。
可惜直到我死后，她们才终于把目光放在我身上。
而这一次，我不想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