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何玉梅。
女性。
死亡年龄约三十至三十五岁。
生前遭受过暴力，颅骨有明显损伤。
那些白纸黑字没有告诉我她临死前经历了什么，却替她说清了一件事。
她没有跟男人跑。
母亲失踪后的第三天，镇上就传出了这样的流言。
卖早点的王婶最爱说，她亲眼看见母亲在车站拎着一只黑袋子。每次我从摊前经过，她就忽然闭嘴，等我走出几步，身后又会响起那句话：“早跟外地司机跑了。”
学校里有同学堵着我问：“你妈不要你了？”我跟人打过架。
老师问那些孩子从哪儿听来的，王婶就在校门外替他们解释：“小孩懂什么，还不是听大人说的。”
外婆起初跟人争，后来不争了。她每天早上都把院门打开，晚上再关上，等着我母亲回来，一直到去世前，门后的插销都从没真正插死过。
我找过母亲二十六年。
十六岁那年，我听说邻县有个女人很像她，逃课坐了四个小时的车。
那女人正低头刮鱼鳞。我拨开人群扑过去，喉咙里喊出一个“妈”字。她抬起头，手里的水管一拧，冰凉的水柱直冲我胸口，校服瞬间贴紧皮肤。“哪来的疯子！”
二十一岁，我在南方一家电子厂打工，把半年工资交给一个说能查户籍的人。第二天，我在他住过的招待所楼下蹲到天亮，还是没等到人。
我会修电视，修冰箱，修一切能拆开的机器。线路断在哪里，烧掉的是哪只元件，顺着痕迹总能找到。
只有母亲消失的那一夜，这些年，始终找不到线路断口和烧掉的元件。
警方通知我去辨认那把钥匙时，林果也在。
她今年八岁，坐在走廊长椅上，两条腿还够不到地。她隔着证物袋摸了摸那根红绳。
“爸爸，这是奶奶的钥匙吗？”
“嗯。”
“她一直带着钥匙，是不是一直想回家？”
我没有回答。
母亲失踪前一晚，我住在外婆家。
她送我到院门口，捏了捏我的脸，说第二天一早来接我。
“妈给你准备了生日礼物。”
我问是什么。
她把自行车推上土路，回头冲我笑。
“说出来还叫惊喜吗？”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她。
第二天，我从早上等到中午，又从中午等到天黑。外婆煮的长寿面坨成一团，母亲也没有来。
从那以后，我最恨别人答应我“明天”。
那天从办案中心出来，老孟坐在台阶上等我。他刚做完第二次笔录，手里捏着医院的药袋。
“钥匙认出来了？”他问。
“认出来了。”
他低下头。
“对不起。”
我在他旁边坐下。
“当年，你到底看见了什么？”
老孟望着院子里被雨打湿的国旗，喉结慢慢动了一下。
“那天半夜，周守义开着砖窑的三轮车回来。”
“车上有什么？”
“一张地毯。”
他停了停。
“地毯里裹着个人。”
5
老孟第一次作证时，说自己什么都没看见。
第二次，他承认看见了车。
第三次，他才说车上还有东西。
罗队只问了三件事。
“你看见地毯里的人了吗？”
老孟摇头。
“那你凭什么确定，车上不是别的重物？”
老孟急了，枯瘦的手拍在桌上。
“我给砖窑看了十几年门。砖、煤、土，车上拉什么，我听发动机声音都听得出来。那东西滚下来时，周守义还抱了一下。第二天，何玉梅就失踪了！”
“这句话，是你当年就想到的，还是最近才想到的？”
老孟愣住了。
我坐在隔壁，通过单向玻璃看着他，忽然明白罗队为什么一遍遍问。
一个藏了二十六年的秘密，不会因为说出口就变成铁证。
老孟说，那天夜里快十二点，他听见三轮车的声音。
周守义是砖窑工头，有大门钥匙，车开进来时没亮灯，只靠月光顺着土路往里走。
车斗里有一卷地毯，外面缠着尼龙绳。
“他没让我抬，他拿一个信封给我，里面有三千块钱，说夜里什么都没发生。”
“他说我儿子刚进运输队，要是我多一句嘴，就让他这辈子都找不着活。”
老孟拿了钱，也闭了嘴。
第二天警察来问，他说自己睡着了。周守义离开镇子后，他更不敢提。几年后红星砖窑倒闭，窑坑被废砖和炉灰填平，秘密也跟着埋进了土里。
“为什么现在才说？”罗队问。
老孟低着头。
“头几年怕周守义回来。后来儿子结婚，有了孙子，我又怕别人知道我收过钱，怕人戳我家脊梁骨。”
老孟抬起脸，看向单向玻璃。
“现在怕死了以后，没脸见她。”
他明明看不见我，我却觉得他知道我就站在那里。
笔录结束后，罗队从询问室出来。
“他的话能信吗？”我问。
“目前能。”罗队合上笔录，“先找到周守义。”
6
周守义在母亲失踪后的第五天离开砖窑。对外说是去南方做生意，后来户口迁走，又改过一次名字。
那年月很多记录没联网。我们能找到的，只剩旧工资表、一张模糊的集体照和几页户籍迁移存根。
纸档案还在库房里，找出来需要时间。
等消息的那两天，我把那张红星砖窑集体照带回了镇上。
照片里，母亲站在第二排最边上。她穿一件白衬衣，头发用黑皮筋扎着，手里抱着账本。
周守义站在正中间，脚尖一前一后。
我找到了拍这张照片的照相馆。
老板拿着放大镜看了很久。
“这个人我记得。他右脚以前受过伤，走路有点跛。”
他又指了指照片里我的母亲。
“何玉梅失踪前两天，还来过我这里。”
“她来做什么？”
“买走一台二手摄像机。”
“你确定？”
“当然确定。那东西那时候贵，整个镇上一年也卖不出两台。她还跟我磨了半天价。”
老板说，那是一台使用八毫米磁带的家用摄像机，装在黑色帆布袋里。
我心口猛地一跳。
当年有人说母亲离开前拎着一只黑袋子。就是从这只袋子开始，后来“她跟外地男人跑了”的流言越传越真，没人记得住这只黑袋子了。
可警方登记的遗留物品里，从来没有摄像机。
我回到老屋，把箱子、床板、灶台和房梁又翻了一遍，连一盘磁带也没找到。
客厅那只带玻璃柜门的固定衣柜是外公做的，底座砌进墙里。我撬开柜门和隔板，里面只有灰。踢脚板下沿有一道被灰泥封死的接缝，看起来和墙面的旧裂纹没有区别。我一个人拆不动整个底座，只能作罢。
我只能猜，周守义把它和母亲的东西一起带走了。
第三天下午，罗队给我打来电话。
“找到周守义了。”
迁户地址虽然拆了，姓名变更申请表还在，上面留着周守义原来的身份证号码。
罗队顺着号码查下去，发现六年前，一个叫周义的人在邻市办理过个体工商户登记，店名叫“守信五金”，登记地址就在邻市东城建材市场。
出生年月、籍贯和身份证号码，全都对得上。
“你不要去找他。”罗队说，“等我们核实。”
我嘴上答应了。
挂断电话，我却在地图上搜出东城建材市场，截下“守信五金”的门店位置，又把手机充满电。
第二天一早，我一个人去了邻市。
五金店开在建材市场最里面。货架上堆满水管和工具，门口挂着一串样品锁。
周守义坐在柜台后，用计算器算账。
我走进去，他抬起头。
我一句话都没说，他却盯着我的脸看了很久。
然后，他慢慢放下计算器。
“你跟你妈年轻时”他说，“真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