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丽丽从诊所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她站在门口，把棉球从手指上揭下来，针眼处渗出一小滴血，她用拇指肚按住了。街灯亮了，橘黄色的光落在湿漉漉的地面上——下午下过一阵小雨，地上还没干透。她把棉球扔进路边的垃圾桶，把手插进兜里。兜里空空的，那张化验单她攥了一路，手心出了汗，纸潮了，边角卷起来。
A型。她在心里默念了一遍。不是O型。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一种“不是”的失落。她又不捐肺。她跟秀莲非亲非故，才认识几天。她连自己都顾不上，还管别人。可她还是失望了。那种失望像一根针，扎得不深，但疼。她低着头，往旅馆走。鞋还是那双，破了洞，踩在湿地上，咯吱咯吱。
回到旅馆，她没有开灯。把化验单从兜里掏出来，放在桌上，借着窗外的路灯光看。白纸上几行字，她看得最清楚的是那个“A型”。A。不是O。她把化验单翻过来，背面是空白的。她盯着那片空白，盯了很久。然后把它折成一个小方块，塞进了枕头底下。
她躺下来，面朝墙。墙是白的。她在黑暗里睁着眼，脑子里是秀莲今天说的话——“O型”“很难等”。她翻了个身，仰面躺着，看着天花板。裂缝还在，从灯口延伸到窗户。她盯着那道裂缝，想，如果她是O型多好。这念头一出来，她自己都吓了一跳。她凭什么想这些？她跟秀莲才认识几天，人家有丈夫有孩子，她一个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的人，凭什么想去救别人？可这个念头来了就不走了，像一根刺，扎在肉里，拔不出来，也按不下去。她翻来覆去睡不着，把被子蹬了，又拉上来，拉上来，又蹬了。最后坐起来，靠在墙上，把被子拉到下巴。
窗外有车声，远远的，一下一下。她听着那个声音，想起秀莲的手。瘦，骨节突出来，指甲剪得短短的。那只手递给她半个馒头，馒头凉了，硬了，她吃了。她记得那个味道。不是甜，不是咸，是另一种味道。她说不清。也许是活着的人递过来的东西，吃起来就是那个味道。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想这些。她闭上眼。
第二天，她没有去天坛。她去了安贞医院。
不是路过，是特意去的。她站在门诊大厅里，看着墙上的科室分布图。胸外科在三楼。她坐电梯上去，电梯里人多，挤，她被夹在中间，手够不到扶手。到了三楼，她挤出去，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走廊两边是诊室，门口坐着等叫号的人。她走到护士站，值班的护士正在接电话，她等了一会儿。
“你好，我想问一下，肺移植的配型，除了血型，还要查什么？”
护士看了她一眼。“你是给谁问？”
“给我自己问。”
“你要捐肺？”
杜丽丽点了点头。
护士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打印纸，递给她。“这上面有需要做的检查项目。你先去做检查，做完以后拿着结果来找医生。”杜丽丽接过那张纸，低头看了看。上面列着七八项：血型、HLA配型、淋巴细胞毒交叉试验、胸部CT、肺功能、心电图、血常规、肝肾功能。她看了两遍，把纸折好，塞进兜里。
“这些检查在哪儿做？”
“我们医院就能做。你先去挂个号，让医生给你开单子。”
杜丽丽去挂了号。胸外科门诊的号不难挂，她等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轮到了。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戴着眼镜，正在写病历。他抬起头看了她一眼。
“哪里不舒服？”
“我想做肺移植的配型检查。”
医生的笔停了。“你是病人还是供体？”
“供体。”
“给谁捐？”
“一个朋友。”
“朋友？”医生皱了皱眉，“活体肺叶移植，原则上只允许亲属之间捐献。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朋友不在范围内。”
杜丽丽站在桌前，手垂在身体两侧。她的手指在裤缝上搓了一下。“没有例外吗？”
“没有。这是规定。”医生看着她，“你想捐给谁？”
“贺秀莲。她在协和住院。”
医生在电脑上敲了几下，停了一下。“安贞的病人？”
“是。”
医生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你先别急。你跟她什么关系？”
“朋友。”
医生沉默了一会儿。“我跟你说实话。活体肺叶移植，对供体的肺功能有严格的要求。捐了一个肺叶以后，你自己的肺活量会下降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不能干重活，不能剧烈运动。你想清楚。”
杜丽丽站在那里，没有说话。
“而且，”医生顿了顿，“非亲属捐献，伦理审查这一关很难过。你要有心理准备。”
杜丽丽点了点头。“医生，我还是想做检查。”
医生看了她几秒钟，从打印机里抽出一张检查单，在上面写了一行字，递给她。“先做这些。结果出来了再说。”
杜丽丽接过单子，道了谢，出了诊室。站在走廊里，她把检查单举起来看。血型、HLA、肺功能、CT……一项一项。她的血型已经查过了，A型。她不知道HLA是什么，不知道交叉试验是什么。她只知道，光血型这一项，她就已经被拦在门外面了。可她还是去做了抽血。护士抽了两管血，一管暗红，一管鲜红。她看着那两管血，想着，这里面的东西，能不能跟秀莲的配上？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得试一试。试了，也许不行。不试，就永远不行。
抽完血，护士说三天以后来拿HLA配型结果。肺功能和CT也要约。她点了点头，用棉球摁着胳膊上的针眼，下了楼。出了医院大门，风吹过来，冷的。她把棉球扔进路边的垃圾桶，把手插进兜里。兜里那两张纸硌着手指。她攥了攥，松开。
她没有回旅馆，去了天坛。快四点了，天快黑了。她走到祈年殿前面的台阶上，远远看见秀莲还在老位置坐着，少安在旁边。她没有走过去。她站在柏树林的边上，看着他们。秀莲靠在少安肩膀上，闭着眼睛。少安一动不动。风吹着他们的衣角。杜丽丽看了一会儿，转过身，走了。
她不是不想过去。是不知道过去了说什么。说她去做了检查？说她不是O型？说她想捐肺但血型配不上？这些话她说不出口。说了，秀莲会问她为什么。她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说不清。她只是想。想帮。想救。想在这灰蒙蒙的天底下，做一件对的事。可她连血型都不对。
她走回旅馆，上了楼，推开门。没有开灯，坐在床边，把兜里的东西全掏出来摆在床上。那张化验单、那张检查单、那张宣传单。三张纸，摞在一起。她看着它们，看了一会儿，把它们压在枕头底下。
她躺下来，面朝墙。
墙是白的。她在黑暗里睁着眼。脑子里是秀莲的脸。瘦，颧骨高，眼窝深，可眼睛是亮的。她想让那盏灯一直亮着。可她不知道该怎么让它亮。她连自己的血型都不对。
她把被子拉到下巴，闭上眼睛。明天还去天坛。去了坐在秀莲旁边，什么也不说。说了也没用。可她还是要坐在那里。坐在那里，听秀莲说话，看秀莲笑，偶尔递半个橘子。她只能做这些。这些微不足道的事。在这些事里面，她觉得自己还活着。还有一点用。哪怕这点用，小得像一粒灰尘。但灰尘也是东西。她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有洗衣粉的味道，干干的，涩涩的。她抓着枕头边，指节泛白。放开，又攥住。放开。攥住。不知道过了多久，她慢慢松了手，呼吸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