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的冬天干冷，风从北边刮过来，不带一点水汽。少平从图书馆出来，缩着脖子往宿舍走。走到半路，右腿膝盖忽然软了一下，像被什么东西从里面抽了一下筋。他停住，扶着旁边的一棵杨树，等那阵疼过去。疼不厉害，但钻，从骨头缝里往外冒，像有人拿针在膝盖里面扎。他站了半分钟，疼散了，直起身，继续走。
这条腿是那年抗洪的时候伤的。房梁砸下来，他整个人被卷进洪水里，在水里翻了几滚，膝盖撞在石头上。后来好了，不耽误走路，不耽误跑步，但一到冬天就犯。刮风疼，下雨疼，变天疼。比天气预报还准。马建国说他是“气象腿”，他笑了一下，没说什么。他脸上还有一道疤，从左眉梢拉到颧骨，不长，但深。是井下塌方的时候砸的。那时候他还在大牙湾煤矿，一抬头，一块矸石掉下来，他没躲开。缝了七针，拆线以后留下这道疤。不仔细看看不出来，但光线从侧面打过来的时候，那道疤会反光，亮亮的，像一条细小的蚯蚓趴在脸上。
他不喜欢照镜子，不是嫌丑，是看着那道疤，就会想起那天。想起井下的黑暗，想起工友的喊叫，想起自己满脸是血被抬出井口的样子。想起晓霞。那时候晓霞还没死。她要是看见这道疤，会说“疼不疼”？还是说“没事，男人脸上有疤好看”？他不知道。她没机会看见了。
他回到宿舍，把书放在桌上，坐下来。从枕头底下抽出信纸，铺开，拿起笔。给田平写信。他给她写信已经成了习惯，半个月一封，不写就觉得少点什么。
“田平同志：您好。西安冷了，我的腿又开始疼了。以前在煤矿下井的时候落下的毛病，后来抗洪的时候又伤了一回，一到冬天就犯。不过不碍事，走几步就好了。您那边冷不冷？注意身体。孙少平。”
写完了，他看着信纸，又加了一句：“我脸上有道疤，是井下砸的。不仔细看看不出来。您脸上有伤吗？上次信里您说您也受过伤，我一直想问，没敢问。孙少平。”
他把信折好，塞进信封。贴上邮票，放在桌上，明天寄。
郑州。田平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是十二月初。郑州也冷了，梧桐树的叶子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戳在天上。她蹲在库房地上整理旧报纸，刘姐从编辑部探出头来，手里晃着一封信。“你的。陕北那个。”田平站起来，膝盖咔嗒响了一声。她的膝盖也不好了，一到阴天就疼。是那年从黄河滩上被人救起来以后就这样了。她不记得是怎么伤的，只知道右腿走快了会瘸一下，不严重，但能看出来。脸上也有痕迹，左眼眶下面有一块淡淡的青紫色，不仔细看看不出来，但光线从侧面打过来的时候，那块皮肤比别处暗一些，像褪不干净的淤青。她不知道这块淤青是怎么来的。也许是洪水里撞的，也许是别的什么。她不记得了。
她接过信，拿在手里，没急着拆。先摸了一下信封的边角，纸是牛皮纸的，糙。她走进库房，蹲下来，拆开。信纸折了三折，展开来。她读得很慢。读到“我的腿又开始疼了”，停了一下。读到“我脸上有道疤”，又停了一下。读到“您脸上有伤吗”，她把信纸放在膝盖上，伸出手，摸了摸自己的左眼眶下面。那块皮肤摸起来和别处没什么不同，但她知道那里有一块青紫色的印子。她照镜子的时候看见过。她不知道那是怎么来的。
她铺开信纸，拿起笔，回信。
“孙少平同志：您好。信收到了。您说您的腿一到冬天就疼，我也是。我的右腿走快了会瘸一下，不严重，但能看出来。是早些年受的伤，不记得怎么伤的了。您说我脸上有伤吗？左眼眶下面有一块青紫色的印子，不仔细看看不出来。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田平。”
写完了，她把信折好，塞进信封。贴在胸口焐了一会儿，放在桌上，明天寄。
那天夜里，她又做梦了。梦见自己站在一条河边，河很宽，水浑，黄褐色的。河边站着一个人，背对着她，穿着蓝布衫。她走过去，那个人慢慢转过身来。他的脸上有一道疤，从左眉梢拉到颧骨，不深，但能看见。他看着她，没有说话。她看着他脸上的那道疤，心里忽然很疼。不是那种尖锐的疼，是那种闷闷的、钝钝的，像有什么东西压在胸口。她伸出手，想摸一摸那道疤。手伸到一半，醒了。枕头湿了一点。
她坐起来，靠在墙上，把被子拉到下巴。心跳很快，手心出了汗。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梦见那个人。那个人脸上有疤，孙少平脸上也有疤。她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孙少平。她没见过他。她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可那道疤，她记得。在梦里摸过。没摸到。她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到那沓信。摸到孙少平的名字，用手指描了一遍。描完了，把手抽回来，放在心口上。心跳慢下来了。
天亮以后，她去邮局把信寄了。站在邮局门口，风吹过来，冷的。她把领子竖起来，缩着脖子。脑子里是梦里的那张脸，那道疤，那个没摸到的触感。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手指上有茧，指甲缝里有油墨。这只手，今天摸过信，昨天摸过报纸，前天摸过库房里的旧书。它没有摸过孙少平的脸，没有摸过那道疤。也许永远摸不到。她把手插进兜里，转身往回走。走到报社门口，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街上的人来来往往，没有人看她。她推开门，走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