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平回到郑州的时候，已经是五月了。开封的事拖了又拖，化工厂的后续报道一篇接一篇，省报的人走了，市报的人走了，就剩她还在。不是没人替她，是张林在电话里说“你再盯两天，咱们报社就你一个在那边”。她盯了。每天去现场看一眼，没什么新东西，就回来写稿。稿子发传真回去，张林说“行”，她就放下。没有“写得不错”，没有“辛苦了”。就是“行”。一个字。
回郑州那天是下午。火车晚点了一个多小时。她坐在硬座上，帆布包抱在怀里，头靠着车窗。窗外的田野往后退，麦子绿了，一片一片，平平整整。她看着那些麦子，想着孙少平。他会不会以为她不回信了？她出差前给他写了信，告诉他去洛阳五天。后来没再写信。不是不想写，是没时间。开封的事乱糟糟的，每天早出晚归，回到旅馆已经半夜了，倒头就睡，连澡都不洗。她想过给他写信，铺开信纸，拿起笔，写了个“孙”字，就写不下去了。太累了。不是身体的累，是心里的。化工厂爆炸的现场，烧焦的气味，家属的哭声，记者的追问。那些东西堵在胸口，写不出来。她就把“孙”字划掉了，关了灯，躺下。
火车到了郑州站。她背上帆布包，下了车。站台上人很多，她被人流推着往前走，出了站，挤上公交车。车上人多，她站在后门边上，手扶着栏杆。车晃，她也晃。窗户开着，风吹进来，把她的头发吹到脸上。她没有抬手拨。到了报社门口，她下了车，站了一下。门开着，院子里有人说话，听不清说什么。她推门进去。
刘姐正在院子里洗茶杯，看见她，愣了一下。“回来了？”
“嗯。”
“你脸色不好。”
“没事。”
田平走到库房门口，站住了。库房的门锁着，钥匙在她兜里。她掏出钥匙，开了门。库房里还是老样子，报纸堆在墙角，桌上落了一层灰。她站在门口，没有进去。转身去了编辑部。张林在写东西，听见脚步声，抬起头。
“回来了？”
“嗯。”
“开封那边的事，写个总结，明天交。”
“好。”
张林低下头，继续写。田平站在桌前，没走。
“张主编，这阵子有我的信吗？”
张林抬起头，看了她一眼，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又拿出一个白信封，又拿出一个——一共三封。“都在这儿了。来了好些天了。”他把信递过来。田平接过去，拿在手里，翻了一下。三封，都是他的字迹。第一封是牛皮纸的，第二封是白信封，第三封也是白信封，边角有点皱了。她攥着那三封信，没有拆，转身走了出去。
回到库房，她蹲下来，把帆布包放在地上，把三封信放在膝盖上。她的手在发抖，不是冷，是从骨头缝里往外冒的抖。她先拆了第一封，最旧的那个。信纸折了三折，展开来。字迹工整，但有几处墨重了。
“田平同志：您好。上一封信，您收到了吗？我写了夏天去郑州的事。如果您觉得不方便，就当我没有说过。我不是……我不是想让您为难。如果您不想见面，也没关系。我们还是可以写信。您愿意写，我就愿意回。您不愿意写，我也不怪您。孙少平。”
她把这封信看了两遍。他把“我不是”后面划掉了，又写了一遍“我不是”。她不知道他原来想写什么。也许是“我不是那个意思”，也许是别的。她盯着那团涂改的墨迹，看了很久。他把这句话写错了，划掉了，重新写。他写信的时候，手也在抖吗？她不知道。她把第一封信放在旁边，拆开第二封。纸薄了一些，是那种普通的信纸。
“田平同志：您好。您出差这么久，我有点担心。不是催您回信，是怕您有什么事。如果您忙，就不用回信。等您忙完了，给我写几个字就行。告诉我您回来了。少平。”
她把第二封信也放在旁边，拆开第三封。第三封最短。
“田平同志：您好。您还没回来吗？我写了三封信了。不知道您收到了没有。没收到也没关系。我再写。少平。”
她把这封信攥在手里，攥了很久。信纸被她攥皱了，字迹扭曲了。她没有松开。她蹲在库房地上一动不动，像一截扎在土里的木桩。风吹不到她，光找不到她。她就蹲在那里，手里攥着那封信。不是想哭，是心里有什么东西堵着，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她张了张嘴，没出声。她低下头，把三封信整整齐齐叠好，塞进帆布包的夹层里，拉上拉链，拍了拍。
她站起来，膝盖咔嗒响了一声。走到桌前，坐下，铺开信纸，拿起笔。笔尖戳在纸上，停了好一会儿。她不知道该怎么开头。写“我回来了”？她回来了。写“信收到了”？她收到了。可她觉得这些都不够。她欠他一个解释。不是解释为什么没回信，是解释为什么让他担心了。她想了很久，最后写了。
“孙少平同志：您好。我回来了。您的三封信都收到了。不是不想回，是回不了。洛阳培训延长了，后来又去了开封，化工厂爆炸，报社派我去采访。每天忙到半夜，找不到邮局，也找不到时间。不是借口。是真的。您的第一封信，我看了。您说‘如果您觉得不方便，就当我没有说过’。没有不方便。您说‘如果您不想见面，也没关系’。我想见面。我不是不想回。我是回不了。您别乱想。田平。”
写完了，她把信纸折好，塞进信封。贴上邮票，没有等明天，拿着信就出了报社。邮局离得不远，她走得很快。到了邮局，把信塞进邮筒，听见“咚”的一声。她站在邮局门口，风吹过来，把她的头发吹到脸上。她没有抬手拨。站了一会儿，转身往回走。
西安。少平的信寄出去以后，一直没有回音。他写了四封。第一封是问“您是不是觉得不方便”，第二封是问“您回来了没有”，第三封是说“我再写”，第四封他没寄出去，还压在枕头底下。第四封写的是：“田平同志：您好。我也不知道我写了多少封信了。您要是再不回，我就去郑州找您了。不是开玩笑。少平。”他没寄。他觉得这句话太冲了，怕吓着她。可他每天都把这封信拿出来看一遍，看完又压回去。
收发室的大爷已经不对他摆手了。看见他进来，直接摇头。他点点头，转身走了。马建国说他“走火入魔了”，他不承认。可他确实觉得自己跟以前不一样了。上课走神，点名被叫起来好几次。老师问他问题，他答得出来，但答完了不坐下，站着发呆。老师喊他“孙少平，你可以坐下了”，他才坐下。刘军在旁边说“你魂丢了”，他没接话。
五月了。西安热起来了。少平坐在宿舍桌前，把第四封信从枕头底下抽出来，看了一遍。他把信纸折好，塞进信封，贴上邮票。他没有犹豫，拿着信出了门，走到邮局，塞进邮筒。听见“咚”的一声，他站了一会儿，转身往回走。走到一半，又折回去了。不是后悔，是想确认信塞进去了。他站在邮筒前面，往里看了一眼。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他转过身，走了。
三天后，回信来了。收发室的大爷把信递给他的时候，脸上没有表情。少平接过信，没拆，拿在手里，先摸了一下信封的边角。牛皮纸的，糙。他攥着信，没有在收发室拆，走到操场边，蹲下来，拆开。信纸折了三折，展开来。字迹工整，一笔一划。
“孙少平同志：您好。我回来了。您的三封信都收到了。不是不想回，是回不了。洛阳培训延长了，后来又去了开封，化工厂爆炸，报社派我去采访……我不是不想回。我是回不了。您别乱想。田平。”
他把这封信看了三遍。看到“我想见面”四个字，他把信纸贴在膝盖上，低着头，手搭在膝盖上，一动不动。操场上有人在跑步，有人喊他，他没听见。他蹲了很久，腿麻了，站起来，扶着路灯杆站了一会儿，才慢慢往宿舍走。
回到宿舍，他坐在桌前，把那封信又看了一遍。然后铺开信纸，给田平回信。这次他写得很短。
“田平同志：您好。信收到了。您回来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