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夜里，他们住在医院附近一家六人间的“病友之家”。屋子低矮，墙皮剥落得像干涸的河床，潮气顺着水泥地往上爬，蚊子在昏黄的灯泡周围嗡嗡打转。床是铁架子搭的，铺着薄得几乎能看见木板的褥子，翻身时床板就吱呀作响，像一声声压抑的叹息。隔壁床的老头整夜咳嗽，那声音干涩、断续，仿佛肺叶被砂纸磨破了；他老伴坐在床沿，佝偻着背，一宿一宿地拍他的背，偶尔低声啜泣，又赶紧捂住嘴，怕吵了别人。
安秀莲躺下后，翻了个身，背对着他，呼吸轻得像风。孙少安坐在床边，不敢躺下。他怕睡着了，怕一闭眼，就错过了她的一声咳嗽、一次翻身；更怕一睁眼，她就不在了。他不敢想这个念头，可它像藤蔓一样缠住心口，越收越紧。
他望着窗外。北京的夜空灰蒙蒙的，星星稀疏，不似双水村那般明亮、稠密。他记得小时候，夏夜躺在打麦场上，父亲指着银河说：“那是天上的一条河，人死了，魂就顺着那条河走。”他那时不信，现在却忍不住想：要是人真有魂，秀莲的魂要是走了，能不能也顺着这条暗河，回到黄土高原的山梁上？
他心里默念：“老天爷，我孙少安不是个讲究人，不信神不信鬼，可我求你一回。我这辈子没害过人，没偷过懒，没亏过良心。我穷，我苦，我都认。可你不能把秀莲收走。她才四十出头，孩子们还小，爸老了，这个家……离不了她。你让我替她受罪也行，让我少活十年、二十年，我都愿意。只求你让她平平安安，让我这个家，别散。”
他想起临行前，父亲孙玉厚蹲在窑门口，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捏着烟锅，半天没说话。后来才哑着嗓子说：“秀莲是福星，不能倒。”声音轻，却像锤子砸在他心上。他抬头看父亲，老人眼眶发红，嘴唇抖着，没再说话，只是重重磕了磕烟锅，火星四溅。
是啊，秀莲是福星。
她嫁过来那年，孙家穷得揭不开锅，窑洞漏风，连炕席都是破的。她没一句怨言，脱了新衣裳就下地，和他一起担粪、锄地、和泥、打土坯。冬天冷，她把唯一的棉袄让给他穿，自己裹着旧毯子在灶前熬粥。她把苦日子嚼碎了咽下去，再笑着吐出一点甜来。她让这个“烂包”家有了笑声，有了热气，有了人样。
她生虎子那年难产，疼了三天三夜，咬破了嘴唇，血染红了褯子，也没喊一声疼。接生婆说：“这女人硬，命也硬。”他跪在窑门口，手心掐出了血，只求老天开眼。后来孩子落地，她虚弱得连手指都抬不起来，却还笑着问：“少安，是男是女？”
他记得她半夜悄悄爬起来，摸黑给他热饭，怕他干活饿着；记得她把白面馍藏在碗底，自己啃糠窝窝，还说“我不爱吃细粮”；记得她累得咳喘不止，却还坚持喂猪、洗衣、缝补，说“你忙你的，家里的事我来”。
她从不抱怨，从不退缩。可现在，她倒下了。
孙少安的内心像被两股力气撕扯着。一边是理智，冷冰冰地提醒他：一万两千块，撑不了两年。药费每月近五百，这还只是开头。要是住院、打针、拍片，钱像水一样流。砖厂停了，收入断了；不停，谁照顾秀莲？卖厂？那是他和秀莲一砖一瓦垒起来的命根子，卖了，全家又回到泥里爬。借钱？村里谁不穷？亲戚们帮衬过多少回了？他孙少安再难，也不能把别人也拖进火坑，但就是苦了自己的弟弟，少平。
可另一边，是心，是血，是命。他知道，偏方治不了这病，草药压不住这咳血。秀莲的命，得靠这些冷冰冰的药片、这些写着洋文的针剂、这些穿着白大褂的人来救。他不能赌，赌不起。
他只能咬牙。咬碎了牙，和着血咽下去。
“只要她能好，”他在心里一遍遍说，“我孙少安就是从头再来，赤手空拳再打江山，也认了。大不了，再回山里烧砖，再起五更睡半夜，再让脊背晒脱三层皮。我怕的不是苦，怕的是——人没了。”
安秀莲似乎察觉到了他的沉重。一天夜里，她靠在床头，声音轻得像耳语：“少安，要不……咱们回去吧？这钱，留着给孩子们上学，给爸养老。我这身子，熬一熬，兴许就好了。”
孙少安猛地抬头，像被火烫着了，声音发抖：“你说啥？回去？你是不是觉得我撑不住了？你在这么想额就锤你了。”话出口，他才觉出重，可他不能软，一软，全盘就垮了。
安秀莲摇头，眼里闪着泪光：“不是……我是怕你太累。你为这个家，为我，付出太多了。”
孙少安一把攥住她的手，那手冰凉，骨节突出，像枯枝。他喉咙发紧，声音低沉却斩钉截铁：“秀莲，你听我说。这世上，钱可以再挣，厂可以再办，可你只有一个。你要是走了，我孙少安活着还有啥意思？孩子们喊谁妈？爸谁来照顾？这日子，我还过它干啥？”
他眼眶发热，却死死盯着她：“你要是敢说不治，我就背你回双水村，当着全村人的面说：我孙少安，宁可穷死，也不让媳妇受这罪！”
安秀莲哭了。她把头埋进他怀里，肩膀轻轻抖着，像小时候受了委屈那样。孙少安轻轻拍着她的背，一下，又一下，像哄孩子。可他的眼泪，也悄悄流了下来，滚烫地落在她发间，洇湿了那几根早生的白发。
第二天，孙少安去药房取药。药费单上写着“487元”，他掏出一叠皱巴巴的票子，一张一张数给护士。五块、十块、一块、五毛……他数得极慢，生怕错一张。护士看都没看他，机械地收钱、撕票、递药，嘴里报着下一位。那一刻，他忽然觉得，自己像一粒尘土，被风卷进这庞大城市的齿轮里，无声无息地碾过。他的钱，在这里只是数字；他的苦，在这里只是常态。可他知道，他不能退。退了，秀莲就没了。
他回到病房，把药放进柜子，轻声说：“秀莲，药取回来了，按时吃，咱得把病压下去。”
安秀莲点点头，忽然问：“少平来信没？”
孙少安摇头：“还没。”
其实他昨天收到了一封少平的信，藏在贴身的衣袋里，没敢给她看。信纸已经揉得发软，他不知读了多少遍。信是少平在砖厂的工棚里写的，字迹工整，语气平静，却透着一股沉沉的力道。他说厂子照常运转，新窑点火，出砖顺利；可有个客户想压价，少平没松口，对方撂了挑子，说“你哥不在，你说了不算”。工人们有些牢骚，嫌活重、加班多、工钱没涨。少平写道：“哥，你别担心，厂子我守着，没人敢乱来。工钱的事，我压着，等你回来定。嫂子的病，你只管治，钱的事，别想。”
孙少安把信又摸了一遍，贴在胸口，像摸一块温热的石头。他知道，少平在替他扛着风雨。砖厂不是那么好守的，人心浮动，利益纠缠，少平一个年轻人，硬是撑住了。他欠弟弟的，不是钱，是命，是情，是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债。
傍晚，他独自走到医院后的小公园，坐在一张掉漆的长椅上。北京的黄昏闷热，空气黏在皮肤上，远处高楼灯火如星，车流如河，喇叭声、人声、广告声混成一片，陌生而冷漠。他掏出烟，是十块钱一包的“大前门”，劣质，呛人，可他舍不得买好的。他点上，深深吸了一口，烟雾缭绕中，眼前浮现出双水村的山梁，黄土在夕阳下泛着金光；看见自家的窑洞，烟囱冒着炊烟；看见孩子们在院子里追鸡跑狗，笑得没心没肺；看见父亲蹲在门槛上，吧嗒吧嗒抽着旱烟，眉头锁着一辈子的愁；看见少平穿着沾满泥浆的工装，在砖窑口前挥汗如雨，脊背被太阳晒得发亮。
他忽然觉得，自己像一个被命运抛出轨道的人。他本该在黄土里劳作，在窑厂里吆喝，在家里吃饭、说话、吵架、和好。可现在，他却坐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守着一个随时可能熄灭的生命，数着越来越薄的钱包，听着医生冰冷的术语，看着妻子一天天瘦下去，像一棵被虫蛀空的树。
可他不能倒。
他想起小时候，父亲蹲在地头，指着一株被冰雹打折的玉米，说：“人活一世，谁没个坎？你看这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