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莲是从六月中旬开始咳的。
起初不重，一天咳几声，少安没太在意。春天的时候她也咳过，吃了药就压下去了。这次不一样。药吃了半个月，不见好，反倒重了。夜里咳得睡不着，翻来覆去，被子掀开又盖上，盖上又掀开。少安躺在折叠椅上，听见她咳，心里像被什么东西一下一下地揪。他起来给她倒水，她喝了，躺下，过一会儿又咳。他起来又倒。一晚上起来四五回，天亮了，他眼睛底下青了一片。
“秀莲，咱去卫生院看看。”
“不去。”秀莲靠在炕头上，脸色灰白，嘴唇干裂，“去也没用。老毛病了，过几天就好了。”
少安没听她的。吃过早饭，他骑着自行车去石圪节卫生院，把秀莲的情况跟医生说了一遍。医生姓李，是个中年人，听了以后皱了皱眉。
“她以前在北京吃的什么药？”
少安从兜里掏出一张纸，递过去。纸上是他抄的药名，字歪歪扭扭，有的写错了，划掉重写。李医生看了半天，说：“这些药咱们这儿没有，得去县里拿。我开个单子，你去县医院药房问问。”
少安骑了四十多分钟自行车到原西县医院，药房的人看了单子，说“有两种没有，要等进货”。他问“等多久”，人家说“一个星期”。他把有的药买了，骑车回去。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秀莲坐在院子里，燕子趴在她腿上写作业。燕子今年十二了，在石圪节小学念五年级，扎着两个辫子，辫梢用红头绳缠着。她看见少安回来，喊了一声“爸”。秀莲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少安把药放在灶台上，洗了手，去灶房做饭。燕子在旁边帮他烧火，柴塞进灶膛里，火大了，映得她脸通红。
“爸，我妈是不是又厉害了？”
“不厉害。咳几天就好了。”
燕子没再问。她把柴往里捅了捅，站起来，拍拍手上的灰，去了里屋。少安听见她在里屋跟秀莲说话，声音不大，听不清说什么。过了一会儿，燕子出来，眼睛红红的，没哭，坐下继续烧火。
药吃了五天，没见好，反而更重了。秀莲咳的时候弯着腰，一只手撑着炕沿，一只手捂着胸口，脸憋得通红，像是要把肺咳出来。少安站在旁边，手伸出去，不知道该拍她的背还是该扶她的胳膊。他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站着。
虎子从学校回来，一进门就听见他妈在咳。他站在灶房门口，没进去。书包还背在肩上，带子放得很长，书包吊在屁股后面。他听着那咳嗽声，站了一会儿，把书包放在灶台上，走进里屋。秀莲已经咳完了，靠在炕头上，闭着眼睛喘气。
“妈。”虎子喊了一声。
秀莲睁开眼，看着他。她的眼睛比以前更深了，眼窝陷下去，像两口快要干了的井。她伸出手，虎子走过去，握住。秀莲的手瘦了，骨节一根一根突出来，硌得他手疼。他不敢使劲，轻轻握着，怕握疼了她。
“虎子，你学习咋样？”
“还行。”
“英语还跟不上？”
虎子低下头。“能跟上了。”
秀莲点了点头。她松开手，摸了摸虎子的脸。虎子的脸比去年宽了，下巴硬了，开始长胡子了。她摸着他的脸，手指在颧骨上停了一下，又放下来。
“你长高了。”
“嗯。”
“你爸说，他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这么高，这么瘦。”秀莲说完，嘴角微微翘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他没给我看过照片。”
虎子没说话。他低着头，看着自己的鞋。鞋是布鞋，黑面的，鞋帮子磨毛了，露出里面的白布。他用鞋尖在地上划了一下。他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他想说“妈，你会好的”，可他说不出口。不是不信，是怕说了，万一不好，就收不回去了。
燕子站在门口，靠着门框，咬着嘴唇。她没进去，也没走。就那么站着，听着里屋的咳嗽声，一下一下，像针扎在她心上。
金波从砖厂回来，听说了秀莲的事，晚上过来了。他蹲在灶台边，少安在灶房炒菜，锅铲碰铁锅，叮叮当当。
“少安哥，你得带嫂子去大医院看看。”
“她不去。”
“她不去你就不去？”金波抬起头看着他，“上次在北京不是治得好好的？咋回来了又厉害了？”
少安没说话。他把菜盛出来，把锅洗了，擦了擦手。金波的话他不是没想过。他想了很多遍了。可秀莲不想去。她说“再治也是白花钱”，说“你让我在家里待着，能待一天是一天”。他拗不过她。
金波站起来，走到里屋门口。秀莲靠在炕上，看见他，笑了一下。
“金波来了？”
“嫂子。”
“坐。”
金波在炕沿上坐下。他看着秀莲的脸，瘦了，白了，颧骨高得像两座小山包。他的手在膝盖上搓了一下。
“嫂子，你得去北京。”
秀莲没说话。
“金波，”少安站在灶房门口，手里拿着锅铲，“吃饭了。”
金波没动。他看着秀莲，秀莲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沉默了很久。
“少安哥，”金波站起来，“你要是钱不够，我这儿有。砖厂分红的钱我还没动。”
少安看着他，嘴唇动了动，没说出来。金波把钱从砖厂分红里拿出来的事，他知道。金波攒着那些钱，谁都不给，说要娶媳妇。可他从没带过女人回来，也没人给他说媒。那钱就一直放着，放在银行里，存折压在枕头底下。
“金波，”秀莲抬起头，看着他，“你自己的钱，攒着。别给我们花。”
金波摇了摇头。“嫂子，钱没了能再挣。人没了，挣再多也没用。”
秀莲的眼睛红了，没掉泪。她把目光移开，看着窗外。窗外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
少安是半夜决定的。
秀莲咳了一整夜，他起来给她倒了三次水。第三次倒水的时候，他听见秀莲咳出了不一样的声音——不是干咳，是湿的，里面有东西。他端着水杯站在灶房里，听着那声音，心一沉。他想起在北京的时候，医生说过一句话：“如果出现咳血，或者痰里有血丝，要马上来医院。”他把水杯放在灶台上，回到里屋。
“秀莲，咱们去北京。”
秀莲咳完了，喘着气，靠在炕头上。她看着他，没说话。
“这次不能由着你。”少安站在炕沿边，声音不大，但很硬，“你咳成这样，不去不行。”
秀莲看着他。灯光下，少安的脸瘦了，颧骨也高了，鬓角的白发比以前多了。他站在那里，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手垂在身体两侧，手指微微蜷着。他老了。她忽然觉得，他老了很多。
“去也行。”秀莲的声音很轻，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治不好就不治了。别花冤枉钱。”
“治得好。”少安说。
“治得好就治。治不好就回来。”秀莲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盖住肩膀，“你答应我。”
少安站在那里，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说：“行。我答应你。”
他转过身，走出里屋。站在灶房里，手撑着灶台，低着头。灶膛里的火早灭了，灰是凉的。他站了好一会儿，才去拿纸笔，给少平写信。字写得很慢，一笔一划，像小学生写字。
“少平：你嫂子病又重了，我要带她去北京。你在西安好好念书，别回来。”
写完了，他看着这封信，觉得太短了。可他不知道该写什么。写得再多，也是那些话。他把信折好，塞进信封，贴在胸口焐了一会儿，放在桌上。
窗外起风了。东拉河的水声在夜里特别响，哗哗的，从石滩上淌过去。他站在那里，听着那水声，站了很久。
第二天一早，少安去孙玉厚家。
孙玉厚坐在炕上，腿上盖着棉被，手里拿着一根旱烟袋，没点。少安进去的时候，他抬起头，眯着眼看了半天。
“爹，秀莲病重了，我要带她去北京。”
孙玉厚的手抖了一下。他把旱烟袋放在炕沿上，低着头，沉默了很久。
“去吧。”他说，声音沙哑，像砂纸磨过铁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