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天，北京的天气忽好忽坏。有时候太阳从云缝里漏下来，照在祈年殿的蓝瓦上，亮一小片；有时候北风刮得紧，柏树林呜呜响，吹得人睁不开眼。但不管什么天气，杜丽丽每天都去天坛。秀莲也每天在那里，坐在老位置，身上披着少安的军大衣，等她。
她们聊了很多。
秀莲说她的儿子虎子，今年十三了，在石圪节中学念初一，个子比她高了，不爱说话，但心里有数。“上次他爸来信，说他英语考了及格，高兴得啥似的。以前老不及格。”秀莲说这话的时候，嘴角翘着，眼睛眯成一道缝。杜丽丽听着，想象一个瘦高的少年，低着头踢着土坷垃，从学校走回家。她没见过他，但她觉得她能看见。
秀莲说她的女儿燕子，十一了，在石圪节小学念五年级，扎两个辫子，辫梢用红头绳缠着，是她自己缠的，缠得不好，一头松一头紧。“她妈不在家，也没人给她缠了。”秀莲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轻，目光落在远处，像在看一个很远的地方。杜丽丽没接话。风把她俩的头发吹起来，缠在一起，又分开。
秀莲说少平。说少平小时候在双水村，蹲在墙角看书，一看一整天，喊他吃饭都听不见。“他二哥那时候瘦，像根麻秆，风一吹就要倒。谁也没想到他能考上大学。”秀莲顿了顿，“他考上大学那年，少安高兴得一夜没睡。第二天起来，眼睛红红的，说是沙子迷了眼。”杜丽丽听着，想，那个给她写信的人，那个字迹工整、一笔一划的人，原来小时候是个蹲在墙角的瘦孩子。
秀莲还说起田晓霞。她没说名字，只说“少平以前有个对象，在省城当记者，后来不在了”。杜丽丽知道她说的是谁。她没接话。她想起田晓霞的脸，白净，眉眼弯弯的，笑起来像春天的风。她们见过几面，不算熟。她没想到，那个爱笑的女记者，是少平的对象，是秀莲弟弟的对象。世界真小。小到她在天坛的台阶上坐着，对面是那个女记者的准嫂子；小到她和那个女记者的准弟弟通了快一年的信；小到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却坐在这里，听这些她本该不认识的人的故事。
“她人好。”秀莲最后说了这三个字。
杜丽丽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杜丽丽回到旅馆，坐在桌前，铺开信纸。旅馆的便笺纸很薄，纸面发黄，边角卷着。她拿着笔，坐了很久。窗外的风停了，街上偶尔有车驶过，车灯从窗帘缝扫进来，在墙上划一道白光，又暗了。她低下头，开始写。
“秀莲嫂子：这封信，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给你看。也许很快，也许永远不会。认识你之前，我已经很久没有跟人说过话了。不是不能说，是不想说。说了也没人听。”
她写得很慢。笔尖在纸上沙沙响。
“那天在天坛，你问我一个人过了多久了。我说很久了，不记得了。不是不记得，是不想记。一个人，吃什么都一样，穿什么都一样，去哪儿都一样。走在街上，看别人有说有笑，有家有口，我觉得自己像个影子。别人看不见我，我也看不见自己。”
她停了一下，把笔放下，看着窗外。窗外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她拿起笔，继续写。
“你说，你还年轻。我知道你在安慰我。我比你小不了几岁。可你说那句话的时候，我眼眶酸了。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很久没人跟我说过这种话了。久到我自己都忘了，年轻是什么意思。”
“我这辈子，做过很多错事。年轻的时候，喜欢一个人，以为那就是全世界。后来他不在了，我也不在了。不是死了，是活着，但不知道为了什么活着。”
她写到这里，手停了。窗外有风，把窗帘吹起来，又落下去。
“你的家，你的孩子，你的丈夫，你的弟弟——你说的这些，我都没有。我以前想过要一个孩子，后来不想了。不是不想要，是要不起。我这副身子，给不了孩子一个健康的妈。”
“秀莲嫂子，你是我见过的最命苦的女人，也是我见过的最有福气的女人。命苦是因为得了这病，有福气是因为有人守着。有一个人守着，病了也不怕。”
“我想让你活下去。不是因为我想当好人，是因为我想让你替我活下去。替你自己的孩子活，替你的丈夫活，替你的弟弟活，替那个已经不在了的晓霞活。也替我活。”
“我这辈子，没什么用。写诗写不好，嫁人嫁不好，找人找不到，救人也救不了。可我想做一件事。做一件对的事。如果我的肺能用，你就用。别问是谁的。你就当是老天的安排。”
“丽丽”
写完了。她把信纸折好，塞进一个牛皮纸信封，在信封上写下“贺秀莲”三个字。她没有写地址。她把信封揣进贴身的口袋里，贴着胸口。
第二天，她去天坛，坐在秀莲旁边。秀莲正在吃少安买来的烤红薯，掰了一半递给她。她接过去，咬了一口。甜的。
“丽丽，你这几天脸色不好。”
“没事。没睡好。”
秀莲看了她一眼，没再问。少安在旁边坐着，手里拿着保温桶，盖子没拧紧，热气从缝里冒出来。秀莲喝了两口粥，靠在柱子上，看着远处灰蒙蒙的天。
“丽丽，你来北京多久了？”
“快一个月了。”
“等你嫂子病好了，你还在不在北京？”
杜丽丽愣了一下。“不知道。”
“你要是还在，咱们还来这儿坐。等我能走了，我带你去逛故宫。我来了好几回北京，哪儿都没去过。”秀莲笑了笑，眼角皱纹散开，像水波。
“好。”杜丽丽说。
秀莲伸出手，握住她的手。秀莲的手凉，瘦，骨节硌手。杜丽丽没抽回来。
“丽丽，你明天还来吧？”
“来。”
“几点？”
“上午。”
“好。我等你。”
风大了一些。杜丽丽站起来，把军大衣给秀莲披好，说了声“我走了”。秀莲点了点头。少安抬起头，看了她一眼，嘴角动了动，没说话。杜丽丽走下台阶，走到柏树林的拐角处，停下来，回过头。秀莲正靠在少安肩膀上，闭着眼。风把她的头发吹到脸上，她没有抬手拨。杜丽丽看了一会儿，转过身，走了。
她没有回旅馆。她在街上走了很久。从王府井走到东单，从东单走到崇文门。路灯亮了，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她走得不快，一步一步，鞋踩在地上，咯吱咯吱。她把手伸进贴身的口袋里，摸到那封信。信封的边角硌着手心。她攥了一会儿，松开。
回到旅馆，已经快半夜了。她上了楼，推开门，没有开灯。从枕头底下把那沓材料拿出来——汇款回执、病案复印件、古风铃的照片。她把它们摞在一起，又从兜里掏出那张化验单、那张HLA配型报告。全部摞在一起。她看了几秒钟，把这些东西用一张旧报纸包好，塞进帆布包的夹层里。
然后她坐下来，铺开旅馆的便笺纸，拿起笔。
“护士同志：我叫杜丽丽，住在xxx旅馆xxx房间。我死后，请把我的肺捐给协和医院住院部四楼的贺秀莲。她的病需要肺移植。我查过了，我的血型和HLA跟她配得上。这是我的遗愿，请务必照办。谢谢。杜丽丽。”
写完了，她签了名字，写下日期。把这张纸折好，和那封信一起揣进贴身的衣兜里。然后她从帆布包的夹层里翻出一个小药瓶。是她在南方工厂的时候攒下的安眠药，一直没舍得扔。她拧开盖子，倒出十几粒，在手心里。白色的小药片，圆圆的，像米粒。她看着它们，看了很久。然后端起桌上的水杯，把药片一把塞进嘴里，灌了一口水，咽下去了。
她躺下来，面朝墙。
窗外的风停了。街上偶尔有车驶过，车灯从窗帘缝扫进来，在墙上划一道白光，又暗了。她睁着眼，看着那道白光消失的地方。那里什么也没有。她把被子拉到下巴。手伸到贴身口袋里，摸着那封信。信封的边角硌着手指。
她想起今天在天坛，秀莲说“等你嫂子病好了”。等你嫂子病好了。秀莲把她说成“你嫂子”，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