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院前最后一天，天晴了。北京的五月，天蓝得透亮，太阳晒在身上暖洋洋的，不像夏天那么毒，也不像冬天那么冷。风还是有的，但不硬，吹过来带着槐花的甜味。少安从医院门口借了一把轮椅，旧的，铁管上的漆掉了好几块，坐垫磨得发亮。他把轮椅推到病房门口，秀莲已经换好了衣服。她穿的是那件新棉袄——少安说天热了别穿棉袄，她说“我就穿”。少安没再拦。棉袄是蓝色的，簇新，出院穿新衣裳，图个吉利。她瘦，棉袄穿在身上空荡荡的，像套了一个面口袋。少安把轮椅推到她面前，秀莲看着那把椅子，没动。
“我自己能走。”
“我知道你能走。但今天要走一天，你走不动。”
秀莲看了他一眼，没有争，坐下了。轮椅的坐垫硬，硌得慌，她往前挪了挪。少安把她的脚搁在踏板上，把军大衣叠好搭在她膝盖上。秀莲低下头，看着那件军大衣。绿布磨白了，肘部打了补丁，是她缝的，针脚歪歪扭扭。她摸了摸那几道线头，没说话。
少安推着轮椅出了病房，电梯下楼，出了医院大门。门口停着一辆面包车，白色的，漆面有几道划痕。司机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姓刘，头发花白，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他看见少安推着轮椅出来，赶紧打开车门，把后座放倒，腾出地方。少安把秀莲扶上车，把轮椅折叠好塞进后备箱。刘师傅等他坐稳了，发动了车。
“去哪儿？”
“天坛。”
“好嘞。”
车子开动了。秀莲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北京的街景从眼前掠过，楼很高，路很宽，车很多。她来北京这么多次，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这座城市。以前是来治病的，住院，出院，再住院。眼里只有医院的白墙、走廊的灯管、床头柜上的药瓶。现在她不用急着回医院了。明天就回家了。她看着窗外那些陌生的楼房、陌生的街道、陌生的树，心里忽然觉得它们没那么陌生了。也许是因为最后一次看了。不是最后一次看北京，是最后一次以病人的身份看北京。以后再来，就是好好的了。
天坛到了。少安推着轮椅进了公园大门，沿着砖路往里走。柏树林里的树枝在风里晃，沙沙响。阳光从树叶缝里漏下来，落在地上，一片一片，亮晃晃的。秀莲把手从膝盖上抬起来，接住了一片光。光从她手指缝漏下去，落在她手背上。她看着那道光，看了一会儿。少安推着轮椅走到祈年殿前面的台阶下，停下来。秀莲抬起头，看着祈年殿。蓝瓦，红墙，三层重檐，矗在那里，一动不动。风从柏树林那边吹过来，带着柏树叶子的苦味。她看了很久，没有说话，少安也没有催。
“少安，她就是在这儿坐着的？”
“嗯。”
秀莲把目光从祈年殿上收回来，低下头，看着自己面前的那块台阶。她坐的这个位置，杜丽丽坐过。不知道是哪一级台阶，不知道是靠左还是靠右。但她知道她就在这儿。她坐过一个星期。秀莲伸出手，摸了摸面前的石阶。石头凉，粗糙，指尖磨得发涩。她把手指缩回来，攥在手心里。
“走吧。”她说。
少安没有问去哪儿。推着轮椅往回走。刘师傅在门口等着，看见他们出来，打开车门。上车以后，刘师傅问：“下一站去哪？”少安看了看秀莲。秀莲想了想。“紫禁城。”
紫禁城的人多。少安推着轮椅从午门进去，沿着中轴线往前走。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一座一座，金碧辉煌。秀莲仰着头看那些殿，看得脖子酸了，低下头，揉了揉。少安蹲下来，帮她揉。她的手凉，他的手指粗，揉得不轻不重。秀莲没说不疼，也没说疼。
“少安，你说以前皇帝住这么大的地方，不闷得慌？”
“不知道。”
“我住咱家那孔窑洞都觉得大。他住这么大，怕是夜里上厕所都要走半天。”秀莲说完，自己笑了一下。笑得很轻，嘴角翘了一下就收回去了。少安没笑，站起来，推着轮椅继续走。他们从神武门出来，刘师傅已经把车开到了门口。上车以后，刘师傅问：“下一站？”少安说：“天安门。”
天安门广场很大，风从四面八方吹过来。少安推着轮椅在广场上走了一圈，在旗杆旁边停下来。秀莲看着天安门城楼。红墙，黄瓦，毛主席的相片挂在中间。她看了很久。
“少安，你以前来过这儿没？”
“来过。跟你来北京看病的时候，路过。没进去。”
“为啥没进去？”
“没心思。”
秀莲没说话。她把手伸过来，握住少安的手。少安的手粗，骨节大，她的手瘦，骨节突出来。十根手指交缠在一起，分不清哪根是谁的。广场上有人在拍照，有人举着相机对着他们。秀莲看见了，没有躲。不是不想躲，是没力气躲。随他们拍。拍完了，明天她就不在北京了。这些人她一辈子不会再见到。
刘师傅看了看表。“快中午了，找个地方吃饭？”少安从兜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馒头和咸菜。他看了看秀莲，把塑料袋塞回去了。
“找个饭馆。”
刘师傅把车开到前门附近的一条胡同里，停在一家小饭馆门口。饭馆不大，几张桌子，墙上贴着菜单，字是手写的。少安把秀莲扶下车，推到桌前坐下。自己坐在对面。他要了两碗炸酱面，一碟黄瓜。面端上来，热气腾腾。秀莲拿起筷子，挑了一根面，吹了吹，放进嘴里。嚼了几下，咽下去了。
“好吃不？”少安问。
“好吃。”
少安低下头，大口吃面。秀莲吃得不快，一根一根挑，吃了半碗，放下了。少安把她剩下的半碗端过去，吃了。付了钱，推着轮椅出来。刚出门，就看见几个人站在车旁边，手里拿着相机和本子。少安认出来了，是记者。有几个面熟，前几天在医院门口见过的。一个女的走过来，胸前挂着记者证。
“孙少安同志，贺秀莲女士，我们是北京晚报的。可以拍几张照片吗？”
少安看了秀莲一眼。秀莲点了点头。
“拍吧。”
记者让他们站在车旁边，少安站在轮椅后面，手搭在秀莲肩上。秀莲坐在轮椅上，手里拿着那件军大衣，搭在膝盖上。风吹着她的头发，她没有抬手拨。按了几下快门，拍完了。记者又问了几个问题，问秀莲身体恢复得怎么样，问少安有什么感想。少安说“挺好”，秀莲说“挺好”。记者没有追问，收了相机，道了谢，走了。少安把秀莲扶上车，刘师傅发动了引擎。
“下一站？”
“陶然亭。”
下午，孙兰香来了。她坐公交车从学校过来的，在陶然亭门口等着。少安推着轮椅从车上下来，远远看见她站在门口，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扎着马尾辫，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几个苹果。她看见他们，跑过来，喘着气。
“哥，嫂子。”
“兰香，你来了。”秀莲伸出手，握住兰香的手。兰香的手热，秀莲的手凉。兰香两只手捂着秀莲的手，想给她焐热。
“嫂子，你气色好多了。”
“好多了。你看，都能出来逛了。”秀莲笑了一下。笑的时候，眼角的皱纹散开了，像水波。
兰香站在轮椅旁边，少安推着轮椅。三个人在陶然亭公园里走了一圈。湖边有人钓鱼，有人遛鸟，有人唱戏。秀莲看着那些人，看着湖面上的波纹，看着柳树的枝条垂到水面上。风一吹，柳条晃，水面上起了涟漪，一圈一圈，散了，又起。
“少安，我想去湖边坐坐。”
少安把轮椅推到湖边的长椅旁边，自己坐在长椅上，秀莲坐在轮椅上，兰香蹲在旁边。三个人看着湖面，谁也不说话。阳光照在水面上，亮得晃眼。秀莲闭着眼，嘴角翘着。不是笑，是那种说不清的表情，像是什么东西终于填上了。
从陶然亭出来，刘师傅问：“下一站？”
少安说：“万芳亭。”兰香看了看地图，说万芳亭在丰台，有点远。刘师傅说不远，开车半个钟头。车开了，秀莲靠着座椅，闭着眼。兰香坐在她旁边，握着她的